探赜索隐、畅玄论经——王葆玹先生简介

王葆玹,男,1946年11月生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自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现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指导中国学生及国外留学生。

王葆玹先生自幼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靠自学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目前的研究范围侧重于春秋晚期至唐代的经学各派、道家和玄学及新近出土文献,涵盖哲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致力于考辨和义理的有机结合；在考辨文献资料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分析,并与西方哲学加以比较；在阐微现幽的基础上,注重宏观把握。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正始玄学》（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玄学通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合著,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王弼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老子与稷下黄老之学》（《哲学研究》1990增刊）、《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帛书要与易之义的撰作年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意义》,（《中国哲学》第22辑）等30余篇。

王葆玹先生初以研究正始玄学而知名于学术界。他不仅详细论说了玄学发生的思想渊源,而且着重指出玄学的发生有它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五行三统说和三代道统说被最高统治者所摈弃, “追踪上古”、“ 参迹三皇”、 向往“通远”的政治思潮逐渐流行,鼓励了玄学的诞生。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玄学家们曾直接发起“正始改制”的运动,玄学思潮则直接诞生于这一运动之中。王先生的这些看法已被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和广泛征引。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玄为本体论,汉代哲学为宇宙论,被学界奉为圭臬。王葆玹先生发展了汤先生的思想,认为“体用”、“本末”的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王弼的本体论在他的《老》学中接近于普罗提诺的的哲学,而他的《易》学中的本体论才真正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王葆玹先生在解释清谈的形式、考辨竹林七贤、论述嵇康的音乐理论、剖析向郭《庄学》等方面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王先生进而在整体上对玄学的名称、性质、分期、人物、流派、论题及学说体系、影响等作出了精当研判,还发掘出了玄学方面不少的佚文,被称赞为“目光如炬、动中肯綮”。

对于儒家的历史地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王葆玹先生从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演变之中考察了“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通过甄别大量史料,证明汉武帝时的文化政策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汉成帝时,罢免包括诸子的传记博士,才是“独尊儒术”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是“汉承秦制”的终点。和这一问题有关,王先生指出刘邦、项羽楚汉之争的文化意义是齐文化、秦文化与楚文化、鲁文化的较量,汉初以来的儒学史是旨在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发扬鲁文化的历史。

有关老子思想的文化属性,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把老子学说视为楚文化的代表。王葆玹先生则论证认为老子是陈国人,而陈是有虞氏舜的后裔。《论语》中记载舜“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老子讲“无为”、“无为而治”正是秉承了舜的思想；虞舜时代为小邦寡民,且陈又为小国,因而老子才有小邦寡民的理想社会；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陈国风俗是“妇人尊贵”。由此可以知道老子为什么有“知其雄、守其雌”这样奇特的命题。王葆玹先生的这一构想,被学者肯定为“很合理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1973年以来,马王堆帛书、定州汉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等地下文献陆续面世,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王葆玹先生对这些文献也非常重视,并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尤其在帛书易传的研究中,他所主张的帛书《系辞》与其卷后的《易之义》为不同学派的作品,前者属道家,可能是战国晚期老子学派的作品,后者属儒家,是秦代后期儒家鲁学的作品；帛书《系辞》中的“大恒”为原文,今本《系辞》中的“太极”为汉儒回避汉文帝名讳而改；帛书本《系辞》所缺“大衍之数”章乃原本如此,今本“大衍之数”章为汉儒所加等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反响。1992年前后,学术界正在为《周易》的学派归属展开激烈争论,王葆玹先生在辨明帛书《系辞》属道家作品的同时,强调通行本《系辞》乃至整个通行本《易传》,都是儒家作品,儒家思想始终在整个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

近年来,王葆玹先生对经学问题十分关注。他认为,世界上较重要的民族无不有其独特的经典,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史上,各种典籍以五经为核心,各种学问以经学为核心,重要的思想无不以解经的方式提出（即使是最富有反抗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也不能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经学模式”,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经学思维模式”。 王葆玹先生特别指出,当今学者对五经与经学的看法,主要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以为五经以《周易》为首,所讲的主要是道德形上学,而未意识到先秦儒家的主张本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易》在其中的地位并不显著。王葆玹先生把经学分为三大派系：今文经学的系统、古文经学的系统和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包括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自先秦以来,经学史上发生了几个重大的转折点,第一,是汉武帝尊崇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使经学取代黄老学而处于官方学术中的主流地位。第二,是汉成帝从事礼制革新,以致罢黜百家,形成独尊今文经学的局面。第三,是西汉哀平时期刘歆等人创建古文经学,开启了今古文经学纷争的历史。第四,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的兴起,是经学中的《易》学玄学化,使礼乐文化趋于衰落。王葆玹先生的这些看法在经学研究日益被看重的形势下,影响日益扩大。王先生目前正在从事《周易》与传统文化、郭店楚墓竹简与经学等课题的研究。

王葆玹先生对朋友、对学生皆以赤诚相待,认为做真学问必须摆脱眼前利害的纠缠。平时喜欢围棋、太极拳、中医、中外经典电影等,尤其对西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认为其中蕴含着极高的人生境界,至少可以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同时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应立足于礼乐文化的复兴。（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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