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的膽識與權謀

陳雲《信報》2003年12月-1月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胡蘭成在杭州的教會中學只讀到四年級,他的仕進,權謀,性情與學問,都靠自己的體會和造化。其時中國未經亙古大劫,普通一個人,都可以在繁複綿密的民間禮俗,學得一身本領。好似一個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人,到了意大利鄉族,印度村社或西藏僧院體驗生活,自會嘆為觀止,肅然起敬,知道天地之寬,人物之美,書本知識只是人世的理論概述。胡蘭成被蕙蘭中學開除,事緣他當時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帳目問題而被罷免了青年會幹事職。校刊的顧問是教務主任,認為事關教會聲譽,禁止登載。胡蘭成向老師講理,老師不語,胡當老師是默許了,於是刊登。發刊之後,老師大怒,叫了他去罵,但他不服,老師以辭職向校長要挾,非要革退胡蘭成不可。胡於是退學還鄉。

※山川人世的教化

胡這樣總結當時的學校教育：「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的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麼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生活環境,「但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紹興杭州的風景,使我的人亦在風景裏……當年父親帶我到紹興杭州,於我的一生裏就好比屏開牡丹。（《今生今世》,「韶華勝極」章）」讀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其他由其弟子朱天文整理出版的著作,最可懷念的,是作者記述民初中國的清新氣象（如當時的西式學堂）,以及未被敗壞的山川風景和清嘉民風。

第一次讀《今生今世》,是一九八二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陰暗角落。在歡迎新生的迎新營聽罷陳持和謝劍等老師慷慨講學,宵夜閑談,讀經濟學的學長大讚張愛玲,又說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頗值得一看。翌日到圖書館找書,是日本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兩冊版,書面題字是「今世今生」,序言說「承服部擔風老先生為題字,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逆來順受,隨遇而安,在敗事中生出喜氣,甚得黃老之道,於是便一直追看他的作品。隨後買了《山河歲月》,台北遠景原版,賣十八元。月前重看,才發現缺了版權頁,是香港翻印的。其時香港,還有人翻印此書,居然也賣得不錯。胡蘭成委託遠景出版的《山河歲月》及《今生今世》,料及政治壓力,已自刪近十萬字,奈何依然不容於台灣,而須再度流亡日本。其事見朱天文於三三書坊版《今生今世》編輯報告。可喜的是,我初讀胡蘭成,就可以在自由香港的圖書館讀到日本原版。

※漢奸云乎哉？

《莊子．胠篋》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賣國是大生意,中國沒幾個人夠資格被稱為「漢奸」的；能賣國者,須有「竊國」之才也。對於胡蘭成,現成的判斷,是認為他出仕汪精衛的南京政府,主張中日之間的「和平運動」,是漢奸無疑。白居易《放言》詩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在滿清覆亡,經濟疲弊而列強環伺之際,當政者或革命者都要勾結外國,李鴻章如是,孫文如是,毛澤東如是。辦洋務的漢官李鴻章要在滿清立足,必須挾洋自重。孫文曾接受日本的濟助,也曾透過法國在安南（今越南）殖民地的總督,接觸巴黎一富商,商借巨款一千萬元,後來法國內閣改選,借款之事遂作罷。數年之前,孫文偕同法國軍官到法國駐軍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考察。據唐德剛的推斷,孫文隱約提及的法國富商,應是法國政府（《晚清七十年》,第五冊,頁二三七）。當時法國佔領中國藩屬國安南,無疑是敵國,孫文與之密約,又偕法軍視察邊境,是漢奸耶？至於毛澤東,革命之際,從組織,經費到軍備,無一不受蘇聯的接濟與支配。然而,民國草創之際,孫文無受外國支配。毛澤東當政之後,也疏遠蘇聯,甚至在黑龍江為珍寶島的主權開戰。

※政治以情緒盲動為主力

即使接受漢奸這個概念,胡蘭成還未是漢奸。閱讀他的自傳和政論文章,他出仕汪精衛政府,是為了「和平**建國」。據他判斷,中日戰爭不只是兩國相爭,而是牽涉錯綜複雜的國際勢力,蔣介石不主動議和而被動抗戰,必令中國亡於共產黨。西方列強不願見到日本全勝,亦不想中國慘敗,而意欲奪取兩國戰疲之機,從中支配均勢,扶植附庸（《戰難和亦不易》,遠景,頁七）。他對世界局勢見解精到,早就預料德國會戰敗,主張日本要脫離歐洲的軸心國,避免捲入世界大戰和挑戰英美在亞洲的霸權。中日應在亞洲停戰,養精蓄銳,等待歐美戰後疲弊,中日聯盟而稱霸。他認為日本不應當中國是殖民地,只是掠奪礦藏和農產,日本要扶助中國工業化,以中國的繁榮助長日本的繁榮；日本與中國之間,應參照英國與法國在歐洲的關係,建立亞洲強權,並防止共產主義在國際和國內擴張。假如日本不知停戰,中國必向境外強權尋求援助,亞洲將被歐美瓜分。結果,日本聽不進去,大戰的結果,是國民政府依附美國,延安政權依附蘇聯,中國自此分裂。戰敗後的日本則被美國廢除天皇憲制,並禁止出兵海外,喪失部份國家主權。

胡在著作中常常強調,人事不敵天命,而政治的最大動力,來自非理性力量（情緒盲動）。國軍不肯遷就議和,硬要日本無條件撤兵,是因為草創的中華民國有大志。國力上升的日本就必會征伐朝鮮和中國（唐太宗征高麗也是同一道理）,為國民的志氣尋覓一個出處。胡蘭成常譏諷日本人只知義氣,不識格物。日本怎會曉得,結盟比攻佔更為上算？他列舉瘦弱的甘地搖著的木頭紡車,正是印度獨立運動的最大動力,而這卻是非理性的經濟鎖國之路！他曾以《革命要詩與學問》為書名,演述政術密法。

美日交戰之後,胡蘭成料到日本必敗,南京政府與重慶政府亦會消亡,便與駐華日軍合作,在武漢辦軍校訓練軍官,密謀建軍獨立,接管日本撤兵之後的淪陷區,以武漢的咽喉地位,拖延重慶國軍西進。國軍意在借道武漢,奪取上海南京,他便可以轉戰鄂贛湘,盤踞西南,三分天下。然而在軍機火急之際,他患了登革熱,臥床一周,屬下的司令官向重慶納降,大勢已去。後來日本兵敗投降美國,他也透過駐華日使向日本建議,要駐華日軍與南京政府軍隊合編,成為中國軍,抗拒美國收降,而合編後的中日軍隊將運用駐華的日本資金,成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日本大使與東京商議未決,而局勢危急,胡蘭成等待不及,只得毅然出逃。

須知日本與中國文化相近,日本士人仰慕中國文明,日皇的神道又與中國道教相通,日本的神道立國有助恢復中國祭政一體的禮法,而借助君主立憲成功的日本帶引中國維新,當比中國自己的各種革命嘗試為佳。日本的國土與人口,還少於中國。中日結合,是日本融和中國,還是中國融和日本？這是大權謀,若說胡蘭成是「賣國」,他是要中國和日本都被他出賣的。他在《山河歲月》說中國人忠君又好反,他是同時忠於中國與日本政權,亦會同時背叛兩者,忠於新創的軍事強權。由於事情未成,一切未可判斷。

胡蘭成的仕進與學問

「革命者,求職謀事也。」托洛茨基在《自傳》中,批評許多加入俄國十月革命的青年,稱之為求職謀事者(careerists),即港式粵語說的「搵工一族」。舊政權和經濟秩序崩解之際,青年仕進和謀生之途被堵,加入各種革命政黨和幫派,以自己的才學,機變與膽識上進,是生存之路。能不卑不亢,求職謀事之後克盡職守,下野流亡,依然問學不輟,著述不斷,晚年收弟子傳學術,則亂離之際的求職謀事,倒成就了胡蘭成的生存之道。

※邊做事,邊做學問

胡蘭成出身山村寒微之家,自小靠過繼,投靠和借貸,渡過人生危機,並得到義父資助入城進學。他初任胡村小學教員,轉任郵務生,因不服局長而遭辭退,借錢到北京遊歷,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室當抄寫員,工餘旁聽講課,感染學術新風,並加入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容共）,初沾政治,後來隨同學去了廣西當中學教員,五年之間研究西洋學問,與托派人士研討國際形勢和政治經濟學,因此他的國際政治判斷,根基深厚。軍閥割據之下,他得到第七軍長廖磊聘請,兼辦《柳州日報》。憑藉獨到的政治分析,獲得汪精衛賞識,授職中華日報總主筆,歷任宣傳部次長,法制局長,兼任汪精衛的機要秘書。為官之後,把債務還清,也提攜舊人。

蔣介石回朝,審判汪政府之際,胡蘭成流亡溫州,隱姓埋名,但也買書借書,閱讀不止,並著述《山河歲月》。後來冒張愛玲的家世（他之前得到張愛玲許可）,攀交溫州大儒劉景晨,以求庇護,劉以《山河歲月》為憑,推薦胡在溫州中學教書,解決生計。胡結識浙江名士,又與梁漱溟往來通信,切磋學問,梁漱溟大為賞識,後來引薦胡蘭成予毛澤東。

※識破**

胡蘭成致書梁漱溟,曾預言「中國今後將有秦興,抑或可免此一劫而直接就開出新的漢朝,此則尚有天意存於其間。（《今生今世》,下同）他原期望解放軍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大志和中國民間起兵的機運,重建中國,可是共軍席捲中國之後,他目睹到處是鬥地主,逼公債,「其後更三反五反,****,則是共產黨要把民間起兵的餘勢及其再燃的可能,轉換方向,消耗至永絕。」他見到的優秀幹部,都被鐵的紀律捆綁,失了性情,慨嘆「**黨利用人的美德使之以身殉。」「天下人不死於殉惡,而死於殉善。」十月一日,共產黨溫州閱兵慶祝建國,組織全民到會,胡蘭成一人離隊,立在橋頭看,想起顧炎武望見清兵在山下經過,知道大事不可為,但仍寄望毛澤東可以懸崖立馬,他致書梁漱溟,託他向中共最高當局進言,一是停止階級鬥爭,二是保持產業平等（不能剝削農業來補貼工業）,三是開向現代西洋,四是如實建立國史。毛澤東不以為然,但答應梁漱溟開辦文化比較研究機關,並聘請胡為副手。胡蘭成應召上京,途中拜訪文人舊友,都禁口不言,百姓鬱悶有之,暴戾有之,胡知道新朝是秦朝,不是漢朝,於是在上海乘船到香港,亡命日本。

胡對**建國,是澈底的蔑視：「****算的什麼呢？它不過是在產業落後國,要把資本主義先進國兩三百年來於各階段所做的,使用奴隸勞動,犧牲農村為工業,及掠奪殖民地等等,於三數十年的短時期內,壓縮的,綜合的,以強力來加速完成。」***的政術,也十分簡單,「**國以國家民族之生存換取無產階級之生存,以無產階級之生存換取官僚機關之生存（《戰難和亦不易》,頁二四四。）」

他反省中國引入****,是文人的造孽。「中國向來政治混亂是為政者之咎,而時代的思想混亂則是為士者之恥。北伐以來至於今日,政治上的失敗是由於時代的思想混亂之故,而製造此思想混亂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覺,首先應責難於己。」（《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責怪當年的文人苛求民國政府要事事民主,不容得孫文的臨時政府有一點權威,要求馬上結束訓政時期,「這班左傾文人的罪孽,是要等到***來了,**中國國民數千萬人,才明白了吧（上書,頁一九○）。」

※衰埋一堆

旅居日本期間,胡與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數學家岡潔,作家川端康成,藝術家乃至江湖豪俠結交,並試圖創建自己的學問體系。私見以為,胡蘭成的國學,國際政局,政治權謀,都是生平磨練出來的真知灼見,不同凡響。例如他認為中國近代的劫難,是斷絕了傳統的禮樂文明,唐朝仍有魏晉南北朝的制度為試驗,民國的政治制度無可沿承援引,不得不憑空來創造（《今日何日兮》,頁一一二）。這個判斷,愈久愈見其真。沒有繼承禮樂文明,則***的***國淪亡於貧乏,***的***國淪亡於（局部的）富裕。

胡蘭成的文章,更是不染五四時代的白話與歐化歪風,雖然夾雜方言,章句不平,仍屬第一性情文學。他的《今生今世》,是傳記文學,也是絕佳的民俗誌。然而,他對西洋文明的批評,以及創建的學問體系,試圖證明東方比西洋優越,試圖超越西方現代文明,則屬於浮淺妄作。五四時代的文人,囿於國族孤憤,又囿於時代的忙迫,不能有系統地,有閑地學習西洋學問,便狂妄地意圖超越西洋,寄望東風壓倒西風,於是****乘虛而入,造成國族浩劫。胡蘭成的《山河歲月》,得到劉景晨和江南名士賞識,梁漱溟,毛澤東也引為同道,都由於他們一同囿於「中國超越西方」的妄想。用港式粵語說,是「衰埋一堆」。

胡蘭成說世界文明的起源,是新石器時代的人渡過大洪水,啟悟了「無」,體驗了大自然與生命的飛躍,從「無明」進入「文明」（《建國新書》,頁十四）。他主張「歷史以中國史為正統史,建立中國文明的數學與自然科學,再建禮樂人世,代替今時物質主義的,動物性的所謂福利國家。（《山河歲月》,頁二八六）」他認為宣傳新知識要注意五項事,又將大自然歸結到五個基本法則（《革命要詩與學問》,頁一九四。）他反對議會式民主,蔑視產國主義（日文,意即資本主義結合消費社會）,主張神道設教,祭政一體,恢復家庭生產和精細農業與手工業。這種烏托邦思想,上有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下有晚清康有為的《大同書》,學者發一家之言猶可,真的付諸實行,與共產主義一樣的禍國殃民。

※中國要平成,不要超越

佛教東來,不見魏晉盛唐的人要超越佛教,只是勤行精進,甚至西訪天竺,目的都是要成佛,不是要「超佛」。西學在明朝來華,明儒如徐光啟也是受洗入教,恭敬學習。只是近代中國文人失了根基和敬意,不知道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西洋人也有同感,而且研究得更深,也更迷茫。西洋現代的種種事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議會民主和人權法治,只有幾百年歷史,西洋人也在探討,再探討,連理解都是初步,超越更談不上。國人不應妄圖超英趕美,對於現代文明,應是求平成,不求超越。

平成,語出《古文尚書．大禹謨》,亦見《史記．五帝本紀》,內平則外成也,地平則天成也。日皇明仁一九八九年登基,時值日本滯脹（stagnation）,也將年號定為「平成」。愚見以為,國人對於西洋事物,要少孤憤之心,多平正之氣,內平,然後可以外成。一日,胡蘭成向劉景晨痛陳時代的種種疾病,劉責道：「其實萬姓何嘗有這樣多疾病。」胡當下省悟,「原來悲憫激昂的話,多半是自身不得清安。」要平成,先要清靜無為,心無罣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