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从2011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有关全球史、区域史和国别史问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编。原本,三次会议中,一共发表了四十五篇论文,但在编选论文集的时候,经与日文版编选者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英文版编选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商量,大家一致同意,论文集为了凸显明确主题,有必要进行遴选,因此,收录在本书里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各五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按照学者国别来编排,而是按照内容来分类,因此,在“全球史/世界史”这个大主题下,勉强给这十五篇论文分了五个彼此相关的专题,一是“总论：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之关系”（葛兆光、艾尔曼、羽田正三篇）,二是“作为区域：何为东亚与中国”（董少新、王振忠两篇）,三是“在全球史与区域史视野中：观念、哲学与文学”(Federico Marcon、中岛隆博、大木康三篇）,四是“交错与关联：东亚诸国的历史研究”（马场纪寿、Tineke D`Haeseleer、王鑫磊、古柏[Paize Keulemans]、Sheldon Garon五篇）,五是“全球史研究与大学国际化：现状与思考”（顾云深、佐藤仁两篇）。我们希望这个论文集,能够多少呈现三校学者对于全球史/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的一些思考,也能够呈现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对于全球史/世界史这门学问,虽然有不同视角但还抱共同愿望的现状。

尽管我们三个研究院系的研究领域,基本上都包括历史特别是亚洲史,但是,由于合作的三个大学,分属于三个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参加的学者专业兴趣和研究领域也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找到一个彼此都感兴趣的共同话题,让讨论既有聚焦点,又有讨论的空间,就成了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还好,当时的策划者之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羽田正教授正在研究“新的世界史”,另外一位策划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艾尔曼教授,又很赞成全球史的研究,他本人也参加过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这部在美国很受欢迎的全球史教材的撰写,我本人则对这种席卷世界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始终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都很高兴地选择了“全球史/世界史”的话题,作为我们连续三年合作会议的主题。

关于“全球史/世界史”的意义,有一种说法非常有力量,这就是：在全球化越来越不可阻挡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应当作好成为“世界公民”的准备,要当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就应当对全球的历史,特别是全球彼此联系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这就好像在中国曾经流行的一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当然这里要把关于未来的“梦想”,改成关于过去的“历史”。羽田正教授的著作《新しいの世界史へ》（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副标就是“为了地球市民（与世界公民一个意思）的构想”,他在《本书的主张》一节中说,每个人都有很多认同,比如,他（她）是某个家族成员,是某个县市、某个公司或某个学校的成员,是某个国家的国民,但是,如今他（她）一定要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地球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为了提高地球市民的归属意识,关于地球社会的历史就是非常必要的”（第201页）。而艾尔曼教授参加编著的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New York,Norton & Company,2008）第二版的Preface里面也说：世界史应当是全球史（world history is global history）,应当涉及各个伟大文明而不只是一个文明,全球史教材就应当让学生对这一点加以关注,并且建立自觉的跨文化比较(cross - cultural comparisons)的意识（第31页）。为什么？因为要让现在的大学生们在历史学习中,逐渐跨越宗教、政治、文化的边界,让世界成为一个世界。

这种理由,恐怕没有谁会反对。我自己虽然强调在全球史/世界史的潮流中,由于当下国家政治的强大制约和始终存在,“国别史”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全球史/世界史”的研究和撰写。很多人都说,理想的全球史/世界史,应当既像“满天星斗”,又像“撞击台球”,既涵盖各个角落,又呈现彼此相关。但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写出一部这样的全球史？它不只是“满天星斗”,把各国国别史简单相加,而且还是“撞击台球”,通过迁徙、贸易、战争、传播,把知识、信仰、生活、政治等等串联起来,使得这个历史像一个画面宏大的电影,而不是单张呈现的照片。被誉为开创性的全球史著作,即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其实,也只能选取几个明显流动的“点”,来串联那个蔓延的“面”。因此,在第一次东京大学召开的讨论会上,我就说,我赞成全球史／世界史的写作,担心的只是处理全球史的时候会面临三个困难：一是全球史是否有很好的章节编排和贯穿脉络,使它可以真正有效地“涵盖”足够重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二是全球史真的能够做到“全知全能”和“不偏不倚”吗？以什么价值标准来选择应当书写的事件、人物和现象？三是全球史需要区域史和国别史的支持吗？他如何与区域史、国别史相联系与相区别？

这些困难是绕不过去的。其中特别是,“全球史”涉及的人物、事件、现象过于复杂,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全面把握。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即兼顾各种复杂历史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眼光”,即站在什么立场观看历史变化的问题。美国近代世界史家L.S.Stavrianos曾经提出,世界史要以历史事件的“世界性”为取舍标准,即有全球影响的（movements of world wide influence),才可以写入历史。这当然很理想,可是,每个历史撰写者对同一个世界的历史现象,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尺度,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世界性的事件”呢？2010年,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评论那本《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时说,如果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那么,“郑和下西洋”可能会取代达伽马和哥伦布,在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中占据重要篇章,可是,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历史学家,对这种历史论述能够接受吗？

当然,这绝不是取消“全球史／世界史”的理由,相反,问题和困难恰恰提供了三个学校的学者彼此讨论的起点和基础。因此,从第一届在东京大学召开的“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专题研究”,到第二届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到第三届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复数的世界：从中国、日本和美国不同角度看全球史”。在这些步步递进的标题上,各位读者也许能够看到,我们正在努力思索区域史、国别史以及世界史／全球史之间复杂的关系,既承认各个国家历史学家观察世界的差异,又努力寻找彼此相容的共识,而且还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形式上,探索一个可能的理想型全球史/世界史。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