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宋推崇文治,故元代修《宋史》时有“宋恃文教”之说。及至二十世纪以来,学界陈寅恪、邓广铭、钱钟书、漆侠等前辈大家,以及域外的费正清、谢和耐等著名学者,也都对宋代文教的盛况,倍加肯定。

所谓“文治”、“文教”,除了狭义上的文化内涵,诸如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科学技术以及艺术修养等内容外,还应包含政治制度、法令条规、社会经济以及民俗风尚等方面。惟其如此,方能综合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与水平。

然而,宋朝也给后世留下文盛武衰的印象,故传统上有“重文轻武”的评价。在我看来,宋代社会不单纯是有“重文轻武”的风气,而是统治集团有意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由此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发展道路,形成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与以往的秦汉隋唐帝国相比,宋统治者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特点。宋太祖建国伊始,面对唐末、五代长达百余年割据战乱留下的危局,特别是秩序败坏、皇权沦丧,皆因武力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便满怀戒惕之心,求稳惧乱,凡事立足现实考虑,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宋论》已对此有所分析。最典型的例证如：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对统一各地的部署,也是采取稳妥的“先南后北”战略,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地区,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当宋太宗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从此重心转向内部,更加明晰了以域内稳定与发展为最高追求目标,边防则退为次要议题。宋太宗君臣为此达成了共识：用兵乃“不祥之器”,非不得已不为之,“文德致治”才是施政的首选,因而“武功”只能服从“文德”的需要。于是,重内轻外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就此确立,内外并重的大一统精神遭到抛弃,其后的统治集团无不深受影响,并成为“祖宗之法”的重要内核。因此,文治成为宋代朝政的主轴,军功不再受到推崇,文臣主政、武将陪位以及“以文驭武”之类的规则,自然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相应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随之盛行。宋朝在边防上陷于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终以对外“积弱”著称于史,遂不难理解。

宋代的“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可谓演绎出双刃剑的结果,在导致武功衰弱的同时,也造就出昌盛一时的文治局面。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其方方面面的具体文教成就姑且不论,其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亦值得关注。与以往历代王朝相较,宋朝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下层的威胁都相对较小,既没有权臣、外戚专权篡位,也没有宦官跋扈弑主、地方称雄割据等现象,至于下层农民的反抗虽然不少,却没有席卷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难怪宋人也认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

就宋朝形成的治国理念而言,需要深入探究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和论证宋朝与前代在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二是宋朝怎样将治国理念传承下去？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主持撰写了《宋朝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一书,可视为初步的回应。而后一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分析,如对宋朝最高统治者——帝王态度及其动因的考察。进一步说,从宋朝治国理念确立的关键阶段来看,为了寻求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以获得朝野上下的认同和支持,宋太宗君臣开始有意识地在正统儒家思想学说中寻觅依据,以支撑这一理念的必然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由此,促成了宋代皇帝御前儒家学术讲座——经筵制度的诞生。

宋朝为帝王设立的经筵制度,重在培养皇帝的君德、仁恕、修身等儒家思想意识及文化素养,君臣讨论的议题也多集中在这些方面,而对兵家、边防之类内容较少涉及,因此势必强化了统治者“崇文抑武”的信念,进而影响到治国实践层面。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仍强调君主要坚持经筵讲读,以便在经史中寻找启示。创立于宋仁宗时代的经筵讲读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对巩固最高统治者继承“祖宗之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崇文抑武”治国理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得以继承。

邹贺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邹贺的本科、硕士都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读,基础扎实,为人又有传统谦谦君子之风,内向而好学,于学术孜孜不倦。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细致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对宋朝经筵制度的背景、设置、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澄清和阐述。他在2010年博士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教,授课之余,仍继续思考宋代经筵制度问题,并常与我交流。他提出：宋代经筵讲读,不是单纯的儒家经史知识讲座,也不是朝廷军政形势政策讨论会,但是又兼具两者的属性。因此,这项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应该是从儒家理论中为本朝治国理念和实践,寻找理论依据。

这一认识推动他决定以《宋代经筵讲读研究》为题,拓展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我肯定了他的想法,他就此进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继续作博士后研究。我知道他在单位的工作一直比较繁重,每周都要上很多的课,好在他能沉潜心志,顺利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时隔一年,又整理出《君德成就——宋朝经筵制度研究》的书稿,我作为导师当然感到欣慰,因为这部书征引文献丰富,论证周密,观点得当,不仅对宋朝经筵制度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也有助于加深理解宋代统治模式及治国理念等重大问题。

邹贺在学期间,我曾在给他的赠书扉页上题写了“治学之道,一以贯之”八字,这也是昔年恩师漆侠先生赠与我的座右铭。不过,邹贺每每对我说：自己还没看到“治学之道”的轮廓,更不敢奢望“一以贯之”的境界。此语虽属谦虚,却也实诚：一则学海无涯,小到宋朝经筵制度,大到宋史、历史学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二则邹贺的学术生涯尚在起步阶段,对学问存有敬畏之心,总是好的。

匆匆数语,是为序,并与邹贺君共勉。

陈 峰

2016年岁末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