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1925年,王國維先生敏鋭地提出：“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1]上

世紀50年代以來,在先秦楚國故地,今湖北、河南、湖南省境,出土大量戰國時代的竹簡（參看“簡册出土地點示意圖”）,爲這一論斷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内涵。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發現的這類簡册,大約有30多批、10萬字以上。其中如荆門包山簡、江陵望山簡、隨州曾侯乙簡、信陽長臺關簡、新蔡葛陵簡,有墓主生前卜筮方面的記録和關於喪葬的記録；包山簡的大部分和江陵磚瓦廠簡是司法、行政文書；信陽長臺關簡的一部分、荆門郭店簡、江陵九店簡、上海博物館購藏竹簡以及新近披露的清華大學購藏竹簡,則是各種珍貴的思想文化和數術方面的典籍。對這些簡册的整理和研究,吸引了海内外衆多學者的關注和參與,在中國出土文獻這門學問中,開闢出一個生機勃勃、前景寬闊的新領域。

在一般意義上,人們習慣把這些簡册稱作“楚簡”。或者用“楚系簡牘”的叫法,把與楚國關繫密切的曾侯乙簡也包括進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學者認爲有些書籍類簡册可能來自其他諸侯國,不宜徑稱作“楚簡”。我們采用“楚地出土戰國簡册”一名,希望避免這些不確定因素,把楚人控制地區出土的簡册全部包含進來。在今湖北雲夢,出土有戰國晚期的秦簡。如果把楚地理解爲楚人控制之地,這些資料應該可以分别開來。

二

本書是2003年底立項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03JZD0010）的基本成果。

2002～2003年,在實施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戰國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2001ZDXM770006）期間,我們就已收集到部分竹簡照片,并使用湖北省博物館配備的上世紀90年代出産的紅外成像系統拍攝湖北省博物館、考古所收藏的幾批楚簡,但效果欠佳。攻關項目啓動後,利用日本早稻田大學提供的新型紅外成像系統（IRRS-100）重新進行拍攝,先後取得望山簡、九店簡、曹家崗簡、曾侯乙簡全部,長台關簡大部以及包山簡約半數的紅外影像,效果大多比較好,同步還套拍了一些數碼照片。同時,花氣力蒐求先前拍攝的各種圖像資料,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編輯部檔案中找到上世紀50年代編寫《長沙發掘報告》時的五里牌簡工作用照片；在文物出版社庫房中找到上世紀80年代出版《信陽楚墓》使用的長台關簡照片,在河南省考古所資料室找到部分底片；包山簡得到照片和底片；郭店簡得到兩種照片和底片,後來又得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字帖用的部分彩色照片；曾侯乙簡照片找到兩種；仰天湖簡、楊家灣簡也都找到底片,夕陽坡簡則是新作了拍照。這些簡長、寬、契口位置等數據,也儘量測量、記録。這樣,納入研究計劃的14種簡册都取得了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圖像資料和相關數據,爲整理、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2004年底,轉入整理、研究階段。至2007年夏,項目基本成果《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含全部竹簡圖録、釋文和完整的注釋）完成初稿。

2007年8月至2008年3月,以《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稿本爲基礎,撰寫項目最終成果《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這個本子不包括竹簡圖版；注釋大多只交待基本結論,而略去分析、引證的文字。2008年4月通過專家組鑒定結項。其後,根據專家組意見,課題組對《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與《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的書稿又作了一次全面核對和修訂。

三

在項目設計時,我們就考慮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這樣尚在陸續公布的資料,應該成爲參考、綜合研究的對象,而不宜納入綜合整理的範圍。《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包括包山、郭店、望山（2批）、九店（2批）、曹家崗、曾侯乙、長台關、葛陵、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夕陽坡等14種簡册資料,共計整簡、殘簡3500多枚,竹簡文字將近50000個。這些資料中,内容較多的每種一册,如包山簡、郭店簡、望山簡、曾侯乙簡等；内容較少的則合數種爲一册。每種簡册有説明、釋文和注釋。其後列出主要參考文獻。

書稿的撰寫,以普遍得到改善的竹簡圖像、尤其是多批紅外影像爲基礎,匯集、吸納海内外學者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并融入課題組成員各自探究和相互切磋的諸多心得,在十四種簡册資料的文本復原和内涵揭示方面,都取得大量、重要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

一、閲讀、利用海内外學者大量文獻。爲反映最新成果,引述文獻不設時間下限,引證的最新成果晚至2008年冬定稿之時。通過梳理、分析,采用合理和比較合理的觀點,那些可備一説者也收録備考。凡編連、釋文、句讀、解釋有異處,對諸家之説給出交待,便于參考、核閲。先前有的著述在徵引時核校未精或筆誤處,也因而得到訂正。如包山簡原考釋引“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出處作《漢書•景帝紀》,今改作《漢書•高帝紀》；劉信芳（2003A,130頁）引《璽匯》“里間愄大夫鉨”編號作0318,今改爲0183。

二、盡可能收集簡册照片,研摩竹簡實物,并利用紅外成像系統檢視多批表面没有字迹的竹簡,發現了一些先前無記録的簡文。如九店56號墓45號簡頭4字右半和下文“南”字殘片、曾侯乙1號簡背面題字“右令建馭大旆”,原無圖像記録,現取得紅外影像。在曾侯乙簡先前被當作空白簡的資料中,新發現一枚有字簽牌。望山1號墓簡146號,看原物,其下端削尖,改歸於簽牌。

三、通過研讀竹簡照片和紅外影像,比對新出土資料,改釋或新釋多處簡文。利用紅外影像讀出的,如包山74號簡的“率”,82號簡的“遠”,120號簡的“周”,122號簡的“大夫”合文,256號簡“皆又”,260號簡簡首的“一”,272號簡的“金釛”合文；望山1號墓138號簡“辛”和兩處“甲戌”,178號簡“門”、“城”；望山2號墓28號簡的“黃”；九店56號墓36號簡的“蒥”,116號簡的“夫”；九店621號墓47號簡的“幽”,78號簡的“内”；曾侯乙174號簡的“駁”,184號簡的“葈”,78號簡的“裏”,183、185、199號簡中的“驈”,等等。新讀出的字中,有的涉及很重要的問題。比如包山120號簡的“周”下爲“客”字,“周客”即周國使者。先前所知楚簡中只見有“東周之客”。“周客”的發現,對戰國時周王室以及東西周二國的研究,提供了新綫索。又如122號簡“大夫”上接“亞”字,“亞大夫”一職曾見于《左傳》昭公七年,在戰國簡册中是首次出現。

課題組一直對陸續刊布的簡牘新資料作跟踪研究,用以驗證、修訂先前的認識。郭店竹書《六德》22號簡“以奉”下合文,陳偉（1999C,32頁）疑爲“社稷”二字,後（2002,120頁）改從他人之説；上博竹書第五册出版後,我們以《姑成家父》3號簡的“社稷”與《六德》22號簡的合文比勘,確認爲“社稷”。郭店竹書《老子甲》1號簡“弃”下一字,衆説紛紜。崔仁義（1998,44頁）釋爲“慮”,裘錫圭（2000B,26～27頁）支持此説。我們指出上博竹書《三德》15號簡原釋爲“且事不成”的“且”應改釋爲“慮”,此字寫法與《老子甲》的這個字相同,爲崔、裘二氏之説提供了佐證。

四、對先前整理者的綴合、編連有一些重要改進。如郭店竹書《五行》19號簡上段殘缺。先前列爲“竹簡殘片”的21號殘片寫有“始亡”二字,通過對字形、筆劃的對比,可判定爲19號簡所殘。曾侯乙78號簡簡首“裏”字據紅外影像釋出後,再比勘辭例,可知其上當與53號簡連讀。曾侯乙52號簡開頭二字“馬尹”之間,整理者原以爲有扁圓形墨塊,歸于A類中。看紅外影像,此處實無墨塊,根據書寫風格和内容,可以放心地接在210號簡之下。葛陵簡殘缺嚴重,綴合、編連的餘地也大。如我們提出甲三198、199-2與甲三112二簡可連讀,進而發現這條簡文記有三次命辭、兩次占辭,連續作有三次貞問；這種一次數貞、步步深入的做法,與包山簡中只有一次貞問的情形頗不相同。

五、對于簡文詞語的注釋,也在借鑑成説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有依據的新解或補證。如包山151～152號簡的“城田”,我們提出：“疑當是田名,與154號簡‘啻苴之田’相當。”對“一索畔（半）畹”,劉釗（2002C,123頁）認爲：“索”或與“一”連讀,指一種民間的計量單位。“畹”由徐在國（1998B,80頁）、李零（1999B,159頁）等人釋出。我們進而把“畔”讀爲“半”,指出：“索”與“畹”對文,分别位于“一”、“畔（半）”後,均當是長度單位。劉釗之説可從。《玉篇》田部：“秦孝公二百三十步爲畝,三十步爲畹。”如依此推算,番戌食田長八十尺,寬十五步。對這份記録土地交易的文件,作出進一步探討。卜筮禱祠簡中,常常有祭祀連續五位先人的記録。我們推測：楚簡所見禱祠五世王父王母以至父母的記録,大概與親屬制度有關。在先秦古人的親屬制度中,五世是一個很重要的界限。《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鄭玄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從語義詮釋推進到制度探索。郭店竹書《太一生水》10號簡“青昏其名”的“青昏”,原整理者讀作“請問”,後來有好幾種猜測,其中李零（1999C,319頁）引Donald Harper説：“青昏”即天地的“名”,馬王堆帛書《却穀食氣》篇講天地六氣有“青昏”,或即這裏的“青昏”。我們指出：馬王堆漢墓帛書《却穀食氣》篇所列可食之氣有“朝霞”、“輸陽”、“銧光”、“行暨”等,“昏清”是其中一種氣名,與本篇“青昏”不同。上博竹書《季康子問於孔子》2號簡“青昏”正用作“請問”。對原整理者之説作出有力的支持。葛陵甲三31號簡中的“繇”,整理者讀爲“謠”,陳偉（2004D,38頁）指出：葛陵簡的主體是卜筮記録,“其繇曰”與《左傳》多處“其繇曰”相當,其後言辭簡短有韵,作爲繇辭顯然比作爲一般歌謠之辭的可能性要大。率先揭示了簡册中的這一重要信息。

四

簡牘整理和研究,需要面對種種全新的問題,極富挑戰性,是一個充滿艱辛和興味的學術領域。我們曾經説過：“任何一批時代較早的出土文獻,都會在原始資料公布之後有一個歷時較長、由較多相關學者參加的討論過程,才能在文本復原和内涵闡釋上,達到較高的水平,形成大致的共識。對於用古文字寫成的先秦竹簡資料來説,由於文字辨識和簡序排定上的難度,尤其如此。那種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或期待,是很不切實際的。”[2]合集的編撰工作極爲繁雜和艱巨,

我們自己又存在眼光、學養方面的局限,其中肯定存在種種不足和瑕疵。我們期待着同行專家批评、指正。

五

在人文學科中設置大型、集體項目的必要性,人們可能有不同看法。毋庸置疑的是,對于大批簡牘資料綜合整理與研究這類課題,如果没有一個成規模而又能够有效合作的學術團隊,完全無法想像。從2003年底“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作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立項到合集陸續出版,耗費了五六年時間。這些年中,課題組同仁爲踐履投標評審書中的設計目標,盡最大努力作好項目,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的艱辛,不親身經歷,難以有真切體會。

合集中各種簡册釋文、注釋作者是：包山簡陳偉、劉國勝、胡雅麗,郭店簡李天虹、彭浩、龍永芳、劉祖信,九店簡李家浩、白於藍,望山簡許道勝,曾侯乙簡蕭聖中,長臺關簡劉國勝,葛陵簡彭浩、賈連敏,湖南諸簡陳松長。“簡册出土地點示意圖”由凡國棟初繪,卜慶華幫助清繪。具體各批簡册出土地點示意圖由李靜制作。造字是葉芃、劉淨。

課題組中主要負責專題研究的陳偉武教授、虞萬里研究員、晏昌貴教授、丁四新教授、吳良寶教授、蕭毅博士、曹建國博士、陳仁仁博士、宋華强博士、李明曉博士、范常喜博士、禤健聰博士、工藤元男教授,對合集的完成也有直接、間接的貢獻。他們的參與項目的主要成果,將在《楚地出土戰國簡册研究》這套書中體現。

本項目順利完成,高度依賴于竹簡資料的有效獲取。作爲項目合作單位的領導,湖北省博物館館長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王紅星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孫新民所長和張志清副所長、湖南省博物館陳建明館長、荆門市博物館劉祖信副館長和龍永芳副館長,在原有照片、底片的搜取和紅外影像拍攝方面,給予了關鍵性支持。已故湖北省博物館前館長舒之梅先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陳振裕先生和該所的楊定愛先生、文物出版社的蔡敏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前主任李健民先生,荆州博物館老領導滕壬生先生,也都給過重要幫助。湖北省博物館的郝勤建先生,在照片拍攝上出力尤多。

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工藤元男教授,作爲項目合作者,提供日本21世紀COE計劃購置的紅外綫成像系統,讓我們看到了肉眼無法辨認的字迹。香港大學單周堯教授用“香港資助局”項目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合作開發的“楚簡字形、辭例數據庫”,大大提高了字形比對、研究的效率。

項目立項後,根據評審專家組的建議,課題組聘請李學勤教授、裘錫圭教授、曾憲通教授、林澐教授、龐樸教授擔任顧問。五位先生對項目順利實施給予了多方面的指導和幫助。

項目竞標評審組專家項楚教授、張忠培教授、姜伯勤教授、林澐教授、榮新江教授,項目結項鑒定組專家李學勤教授、林澐教授、李均明教授、王子今教授、卜憲群教授,對項目的實施和成果的修訂,提出過重要意見和建議。

武漢大學領導,學校社科部、人事部領導,歷史學院前任書記楊果教授、前任院長張建民教授和現任書記柳芳同志,對項目的申報和實施,給予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在學校主要領導的直接關心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得以創建并健康發展,成爲項目運行的可靠平臺。學校實行的訪問教授制度,使課題組最重要成員之一——彭浩先生住校研究成爲可能。

在合集出版之時,對于上述各位同事、師友和領導,對于曾經給予各種幫助而未能一一提到諸多朋友,心中充滿感激之情。

陳偉

2009年初

凡例

一.本合集收録歷年楚地出土戰國簡册14批：包山簡、郭店簡、望山簡（2批）、九店簡（2批）、曹家崗簡、曾侯乙簡、長臺關簡、葛陵簡、五里牌簡、仰天湖簡、楊家灣簡、夕陽坡簡。

二.每批簡册包含有關於發現、整理和資料發表的介紹（內容比較複雜的部分,有的另加説明）、釋文與注釋,其後附主要參考文獻。

三.釋文一般按內容分篇。簡册原有篇名的,保留原篇名。原無篇名的,基本沿用原整理者所用篇名。原無篇名或原擬篇名不宜沿用的,據文意擬加。

四.沿用先前發表時的竹簡編號和順序。簡序調整的各家意见,在釋文之前或相應位置説明。只对有一定共识、并且影響簡文閱讀、理解的地方,才對編連作必要改動。改動後編號不變。图版按新释文顺序排列。

五.釋文一般用通行字寫出,不嚴格按簡文字形隸定。難於隸定的字用簡文圖片表示。內容相接的簡文,釋文連寫；分段、分章者另起行。不連接和不能確定連接的簡文,釋文空一行書寫。

六.異體字、假借字隨文註出通行字,寫在（）號內。確認的錯字隨文注出正確字,寫在〈〉號內。根據殘畫和文意可以確認的字寫在【】號內。根據文意或他本可以確切補出的缺文,也寫在【】號內。筆劃不清或已殘去的字,用囗號表示,一囗對應一個字；字數無法確認的,用……號表示。竹簡殘斷,用 號表示。奪字或衍字,釋文照録,而在注釋中説明。

七.簡文中原有符號一般不保留。合文和重文號一般直接析書。釋文另加標點。

八.注釋中,引述原先整理者的釋文、注釋,一般徑稱爲“原釋文”、“原考釋”或者“整理者”,不標出作者、版本和頁碼。本次整理者的意見,用“今按”表示。

九.注釋中的引述儘量簡明扼要,一般擇要引述論點和主要論據。引述其他學者的表述,凡有明顯筆誤或者核對未精者,徑行改過。

十.參考文獻中,有些論文先在會議、網絡上發表,再由刊物、文集刊載或收録。如果會議、網絡發表與刊物刊載相隔時間不長,一般只給出刊物刊載的數據。如果相隔時間比較長,或者後來有修訂,則附加説明。多位學者大致同時提出相同觀點時,大體按正式發表時間的先後揭舉二三位,不逐一交待。

前言

郭店竹簡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1號墓,由荊門市博物館1993年10月發掘。郭店墓地在江陵楚紀南城遺址之北9公里,與相鄰的其他墓地連成一片,是楚國墓葬密集分布的地區（見圖）。郭店1號墓為長方形土坑竪穴墓,葬具為一椁一棺。椁室分作頭厢、邊厢和棺室,隨葬有銅、陶、漆木、竹等各類器物,竹簡出於頭厢。從墓葬結構和隨葬器物看,是一座小型楚墓。

關於墓葬年代,荊門市博物館（1997,35～48頁）根據墓葬形制與器物特徵,認為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紀初。李學勤（1999A,13、15頁；1999B,18頁）更進一步指出,墓的年代約當公元前四世紀末,不晚於公元前三百年；墓中竹書的書寫時間應早於墓的下葬,其著作年代自然還要早些,均在《孟子》成書之前。彭浩（1999A,361頁）也指出：下葬年代約在公元前三百年,距公元前316年的包山2號墓相去不久,並不會遲至戰國晚期。

墓中出土一件帶有刻銘的漆耳杯,發掘者釋為“東宮之不（杯）”。李學勤（1999D,79頁）改釋為“東宮之帀（師）”,由此引發墓主身分的討論。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將杯銘第四字釋作“帀（師）”似更為合適。但同意這種釋讀的學者,對墓主人身分的認識也不一致。從墓葬規格、隨葬品可以瞭解到：墓主人應該是低級貴族,大概與“士”相當,生前喜愛典籍的收藏、研讀。

郭店楚墓出土的竹書文獻,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共十八篇。其中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與《太一生水》；《語叢四》講遊說之術,李零（1999B,477～478頁；2002B,44頁）認為屬於道家陰謀派。儒家著作則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等。其中大多失傳已久。迄今為止,在科學發掘出土的文字資料中,郭店竹書是唯一一批保存比較好的先秦典籍,學術價值極高,在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先秦思想史,尤其是先秦學術史的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7年,荊門市博物館發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第7期）,公布了墓葬資料和竹簡的一些情况。1998年5月,荊門市博物館編撰的《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表730枚竹簡的照片和彭浩、劉祖信所作釋文、注釋（以下稱“整理者”）以及裘錫圭所作按語（以下稱“裘按”）。同年10月,科學出版社出版崔仁義《荊門郭店楚簡〈老子〉研究》,發表了《老子》和《太一生水》的照片和崔氏的釋文、注釋,其照片與《郭店楚墓竹簡》有別。[3]龍永

芳（2002）披露了在竹簡養護過程中發現的一枚先前未曾刊布的新簡。2002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簡帛書法選”《郭店楚墓竹簡》系列,所用照片大部分由金陵拍攝,少數由鄭華等人拍攝。

這次郭店竹簡的整理工作,是由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荊門市博物館合作進行的。負責釋文和註釋的有李天虹、彭浩、龍永芳、劉祖信。分工是：《唐虞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由李天虹負責,《老子》、《太一生水》、《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忠信之道》由彭浩負責,《緇衣》由劉祖信負責,《語叢四》由龍永芳負責。最後由李天虹通稿,陳偉、彭浩審定。圖版採用《郭店楚墓竹簡》中的照片,遺漏簡及本次公布的簡背文字照片由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协助。

（信息來源：簡帛網）

[1]《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文集》第4集,33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

[2]陳偉《郭店竹書別釋》“緒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3]荊門市博物館（1998,前言2頁）說明：《郭店楚墓竹簡》工作所用照片由金陵、周光傑攝製,出版圖版所用照片

由郝勤建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