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本思想史》原是我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硕士论文,题目《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论文完成于一九五九年,距今已四十九年矣。一九六四年,论文由嘉新文化基金会以“书”的形式出版,离今日亦已四十四年了。一九九零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主编王寿南教授表示有意将我这本“少作”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新版本面世。坦白说,我是不无犹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知识界盛谈民主,民本思想不免有旧时话语之感了。寿南兄是我敬重的历史学者,他认为今日谈民主更应知前民主时期古典中国的民本思想。因寿南兄的怂恿,我就顺从了他的提议,把原书名改为《中国民本思想史》在台湾地区再次出版了。不知不觉,台湾商务版印行至今,亦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了。

日前,我接到北京法律出版社编辑高山先生的信,告诉我法律出版社从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了我的《中国民本思想史》,希望我为大陆的简体字版写一新序,他说：

此书虽然是您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如今仍然可以看出您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的精辟见解,而且当前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之时,因此民本思想当可为如今中国提供些许思想智慧,这也是我们出版您著作简体版的初衷。

高山先生从未见过面,他的信读来亲切,如见故人。除了编辑人邀稿的客气话,他看到民本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是很不寻常的眼光,他认为此书正临转型社会有参考意义,也颇契合我心。我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无比鼓舞的,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很大的憧憬,我更觉得中国需要比另一个三十年更长的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完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千秋大业,那就是构建一个中国现代的新文明秩序。无疑的,由民本转上民主必然是构建中国新文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十九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先觉者黄遵宪在一封致梁启超的信中说：“太平世必在民主”,真是一字千斤的不易之论。在中国走向“太平世”的长路上,传统的民本思想不必是一盏明灯,但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