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根据《天工开物》的权威古本编译,文字流畅生动,便于现代读者阅读。书中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而其中157幅珍宝级的古版插图,画面生动,立体感强,本身就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经《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编绘者精心着色渲染之后,更显示出清雅别致,宜于鉴赏的格调。开卷翻阅《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可以尽览传统民生之种种。今昔对比之后,更可体味时光流转之间,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及社会变迁。“天工”,是指相对于人工的自然力,而“开物”,则是指利用自然力进行创造生产。《天工开物》一书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部科技巨著,其他同类的书籍或者只集中于某一领域,或者未能从利用自然万物这一角度出发,总之,没有一《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能够脉络清晰地记录如此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科技过程,更没有一《图解天工开物》(白话全译彩图本)能够从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一高度来总结、介绍历代的生产经验与技术。《天工开物》刊印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18卷。上卷记载了常见谷物的栽培和加工方法,养蚕、纺织和染色的技术,以及制盐、造糖的工艺。中卷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舟车的制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则主要集中于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宝石的采集加工等。按照全书的结构来看,食物、着衣两个方面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与金属开采、冶炼、锤锻有关的内容。书中所提到的各种技术都是以国内当时最先进的地区为准,如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云南的矿产等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背负着家人希望其早日应试中举、重振家族声威的冀望,他曾与兄长先后五次进京赴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在四十五岁时,宋应星再一次落榜,终于放弃了走入仕途的打算。在几次应试的远游中,宋应星眼界大开,从沿途的农村和乡县的小作坊里学到了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知识及操作过程,并一一加以记录。1634年,宋应星被任命为家乡江西分宜县的一名教谕（即督学）。他利用任职期间的大量闲散时间,专心致志地整理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一些科学技术资料,最终汇集成《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巨著。据说,最早《天工开物》共有20卷,但由于宋应星在晚年经历社会的动荡,经济能力又有限,只能草草出版18卷,也未能仔细加以考证和修饰。然而,《天工开物》在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中仍称得上是首屈一指。这部著作以大量扎实的实地观察与研究为基础,忠实地记载和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历史上其他典籍在造纸、金属冶炼等方面有语焉不详之处,《天工开物》填补了这一空白。书中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强调了各行业中影响国计民生的因素,其中又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引用“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名言,作为《天工开物》各卷排列次序的首要原则,把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食”排在卷首,其次是穿衣、日用等方面,价值连城、却与百姓日常无关的“珠玉”则被排在卷末。 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协调上,宋应星既肯定大自然的物质性,又强调人的作用。在首卷中,他曾充满热情地赞叹道“神农氏”一名的由来,可能是古人将创始农业的先民,加上一个“神”字,这是多么合情合理呀！而在“乃服”一卷中,他又称赞织工的“心计”能巧夺天工。在讲述造纸技术的“杀青”一卷中,他则讽刺了人们烧纸钱、求冥福的风俗,说给死人烧纸钱,难道是以为阴间也贿赂成风？明末清初,《天工开物》传入日本,被大量刊印,成为日本人普遍阅读的书籍之一。日本学者更是纷纷引用《天工开物》中的技术资料,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农业的发展。日本研究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教授曾指出：“整个德川时代读过这部书的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它成为一般学者们的优秀参考书。”进入19世纪之后,《天工开物》又流入欧洲,引起了当时法兰西学院著名的汉学家儒莲的注意。儒莲对这本中国著作十分重视,陆续将其翻译成法文报刊转载在国内重要的科学杂志物上刊登,之后它们又陆续被英国、德国的报刊物转载。英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读过儒莲的译作之后,也称赞《天工开物》是一本科技“权威著作”,并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收入其著作,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则将宋应星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相比,称其为“中国的狄德罗”。但是,这样一部令举世赞叹的科学巨著,在由明至清的三百多年间,在中国国内却几乎湮灭无闻。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天工开物》中曾提到“北虏”、“东北夷”等字眼,触犯了清朝皇族的禁忌,因而未能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流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觉得手工艺与生产技术并不重要,不值得重视。直到民国初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云南考察时,发现了一本载有《天工开物》片断的古籍,感到很有价值,才托朋友到日本抄录购买。同时,另一位叫陶湘的学者,也以日本的“尊经阁”版《天工开物》为底本,并参照其他文献,重新将《天工开物》这一巨著在国内出版发行。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又发现了由宋应星之友涂绍资助的明刊初刻本。自此,《天工开物》才得以重与国内的读者见面。明快生动的语言,以及多幅优雅古朴、详实再现各行业生产过程的着色古代版画,完全称得上是对中国古代科技生活的全景展示。尽管在今天看来,《天工开物》中记载的科技知识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但它仍不失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耀眼之作,足以使今天的人们轻松地走入那些逝去的传统生活,值得重温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