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我自己很不凑巧,既无书斋,亦无客厅,平常只可在一间堆书的房子里,放了几把椅子,接见来客．有时自己觉得像是小市的旧书摊的掌柜,未免有点惶恐。本来客人不多,大抵只是极熟的几个朋友,但亦不无例外,有些熟人介绍同来的,自然不能不见。《儒林外史》里高翰林说马纯上杂览,我的杂览过于马君,不行自不待言,例如性的心理,恐怕至今还有许多正统派听了要摇头,于我却极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部道德的书,其力量过于多少册的性理,使我稍有觉悟,立定平常而真实的人生观。可是,偶然女客枉顾,特别是女作家,我看对她的玻璃书后中立着奥国医师鲍耶尔的著书,名曰《女人你是什么》,便也觉得有点失败了,生怕客人或者要不喜欢。这时候,我就深信或人的话不错,书房的确不该开放,虽然这里我所顾虑的是别人的不高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出丑之故,因为在这一点我是向来不大介意的。

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同作品,其一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仍记,似更简明的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有不利,但这第三期为尤甚,因为在这里差不多都讲自己所读的书,把书房的一角公开给人家看了。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又凡有主张议论,假如觉得自己不想去做,或是不预备讲给自己子女听的,也决不随便写出来公之于世,那么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自白,虽然如章实斋所说,自具枷杖供状,被人看去破绽,也实在是没有法子。其实这些文章不写也可以,本来于自己大抵是无益有损的,现在却还是写下去,难道真是有瘾,像打马将似的么？这未必然,近几年来只以旧书当纸烟消遣,此外无他嗜好,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未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是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说艺术的著作,用乃是政治的宣传或道德的教训,若是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虽未必能真有好处,亦总当如是想,否则浪费纸墨何为,诚不如去及时放风筝之为愈矣。

不佞读书甚杂,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为中心,这些杂览多不过是敲门之砖,但是对于各个的砖也常有些爱着,因此我所说的话就也多趋于杂,不大有文章能表出我的中心的意见。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些闲事,觉得青年们如懂得些也是好事情,有点功夫便来拉扯的说一点,关于我所感觉兴趣的学问方面都稍说及,只有医学史这一项,虽然我很有偏好,英国胜家与日本富士川的书十年来总是放在座右,却不曾有机会让我作一两回文抄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可惜。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这是书房的另一角,恐怕比从前要显得更寒伧了罢。这当然是的,却是未必全是。以前所写较长一点,内容乃是点滴零碎的,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因为这里所说都是中国事情,自己觉得别无所知,对于本国的思想与文章总想知道,或者也还能知道少许,假如这少许又能多少借了杂览之力,有点他自己的根本,那么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书房本来没有几个角落,逐渐拿来披露,除了医学史部分外,似乎也太缺远虑,不过我想这样的暴露还是心口如一,比起前代老儒在《四书章句》底下放着一册《金瓶梅》,给学徒看破,总要好一点,盖《金瓶梅》与《四书章句》一样的都看过,但不曾把谁隐藏在谁的底下也。廿九年二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