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盧建榮教授這一本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讀者可以了解五世紀到十一世紀的中國士人階級所共享的死亡文化,其中就以墓誌為例,墓誌是唐宋文人高度競逐其文學成就的主題,其中有我們不知的文學運動、宗教信仰的衝突與社會變遷,隱而不顯於高懸靈堂的輓聯之上,而是從墓穴中出土的墓誌銘中,一一地吐露。能夠特別洞察到墓誌銘的價值是本書非常卓越的貢獻,並且從其中抽絲剝繭地分析士人如何看待死後的世界透過花大錢甚至舉債遷墳邙山的社會集體行動,以期死後家族親屬可以地下重聚。合葬或獨葬與傳統婚姻制度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聯。從第三章到第五章,死後相約泉下、遺囑和飾終之典以及佛教死後信仰的影響,即使處於一千年後的現代華人社會,還是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影響,即使以非常不同的表達,訴說著非常接近的心態結構。

盧的北魏唐宋文化史,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與法國史學家PhilippeAries的死亡史研究相提並論的一本巨著,他們都企圖透過死亡這個向度來說明某一個階層或者一個社會的集體心態,以及從死亡相關文類中,如何再現社會的身份與階層差異,以及士大夫看待自我的方式。在Aries的研究中,他區分了四到五個時期,每個時期與其他時期有延續也有差異,在盧著,雖然只是討論一個長時段的結構,但是卻相對地強調法國社會學理論家布迪爾（PierreBourdieu）的概念場域、慣習、自主性等,藉此說明為何墓誌中的死亡觀念和社會實做得以不變六個世紀,我認為這是一個突破性的嘗試和強烈的企圖心,透過新的區分原則和史學關懷,有別於朝代的或者西方漢學家的幾個歷史分期,同時打造中國死亡研究的社會史和文化史。

如余英時、蒲慕州等人都曾經關注中國人的生死這個主題。恰好組成一個連結和比較的歷史進程,余英時先生的東漢生死觀,討論了大思想家王充的論衡和道家的太平經和太上感應論等概念,如何結構著東漢時期的生死事務,儒道思想對於生死概念的影響,不論是衝突或者融合,儼然就是一個思想的上層結構,籠攝著我們思考的邊界；蒲慕州鬼魅神魔或墓葬與生死等書,銜接著唐宋以後,愈加發達的佛教與佛教世俗化之後與民間信仰及道教的融合,諸如冥報、地獄和功過格等,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甚至現在我們都沒有脫離活在這數個死亡意象構成的生活世界。

死亡、儀式與宗教的長時段特質,使得這本北魏唐宋死亡史訴說的不僅是一個歷史的過去,或者一個隱然消失的老故事,或歷史陳蹟,而是一個現在的過去（past of present）。

-蕭旭智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

主要專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1999）、《入侵台灣》（台北：麥田, 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2003）,以及《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台北：前衛,2002）等書及各式論文、文章百餘篇。

作者於二十世紀九Ｏ年代將歐美新史學（即新文化史）引進台灣,除了為文評介此一學風,更有系統地主持譯介工作,使台灣增添數十本西方名著譯作,在使台灣躋身華文世界史學文化工業的領先地位上,功 不可沒。此外,作者不僅開學術新風氣,還身體力行,取史學先進國之治學進路,研究中國與台灣的歷史,這使得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深感別開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