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以让你知道西方文明进化的线索,在中世纪并不会完全消灭,其中尽在许多文明史上不朽的成绩存在；因之“黑暗时代”之称号,实为不公。以后四个反动革新的世纪当中之各种觉悟运动,实导源于中世纪。各种教育而由各种觉悟运动,又产出其特殊教育制度之精神；以是蝉联入于近代。则知教育进化的程叙,始终未曾断绝,即其对于文明史上的贡献,未尝一日懈怠。第一个时期的教育制度,既是它的环境产物,所以其制度的组织,务求适于环境的需要,无时无处不依时代的要求而修正或改造其制度。

就中尤以末一条为最重要。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无尽,一种制度,适于旧日的,末必宜于今日,宜于今日的,末必合于来日；于此欲使其常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必有赖于“不绝改造”的功效。担任教育改造事业的人,亦须审其所处时代环境的情形,而为相当的改革：应目前环境的需要,导未来进化的先河,不作无谓的牺牲,才有贡献的实际。那么这本书对于今日谈“教育改造”的我们,很可以作一部“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的重要参考书。

吴康博士传略

林子健

先生讳康,字敬轩,生于民前十五年（1897年）,祖籍广东省平远县东石乡钖水村,宅第环境极富田园山水之胜,故号称锡园主人；曾祖父甲公、父德寿公均在乡务农为生,皆以仁德名乡里。先生幼时聪颖好学,以修道志学为事,视宦途功名淡如水也；先生于民国六十五年五月十九日逝世于台北台湾大学温州街寓所,享寿八十有二,毕生勤俭简朴,以教学及办教育为职志,享誉中外。

先生少年时即聪颖名乡里,平远为穷乡僻壤之地,学校设备匮乏,惟文风极盛,文人辈出,学生多能刻苦自修勤学；先生于平远中学毕业后即赴京参加科试及第,以优异成绩入北京大学文科攻读,于民国九年毕业,十一年归任广东高师文史部教授,十三年该校改制后担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兼学长（即文学院长）,十五年以公费保送法国巴黎大学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

民国二十一年先生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其间先生两度以客座教授名义应聘赴捷克及比利时大学讲学,主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因教学绩效卓越,曾获捷克国立东方学院「名誉会员」荣衔。三十八年初至香港,并在香港与朱梦昙等人筹组中华文化大学设校事宜,于民国四十年再由香港来台受“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担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其间一度担任政治大学代理文学院长,及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及研究所哲学系客座教授、逢甲工商学院（现为逢甲大学）客座教授多年,作育英才遍及两岸与国内、外,堪称桃李满门,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栽成无数,蜚声国际。

自卢沟桥事件后,日本侵略野心暴露,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宣示抗战决心,与会者有各省高级首长及学术界人士,各大学院校校长,先生亦应邀参加,共商国是,且先生二度应邀参加会议,并先后提出书面议案：抗战除军事外,后方文教工作亦极重要,青少年人血气方刚,富于幻想,易被美言诱惑,先生所提建议,均切中时弊,议案终获通过。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由穗迁滇,后再迁粤北坪石,先生除主持中山大学文学院外,另一方面创办中华文法学院,收容国立大学额满见遗之学子,俾青年学子不致因无就学机会而走向沦陷区,被敌人诱惑而入歧途,故先生创办私立学院之初衷,即是实践其在庐山会议提案之旨趣。

在坚苦卓绝的环境中创办中华文法学院

先生在艰难困境中创办中华文法学院经过：于中日战争时期,在广东粤北乐昌坪石创办中华文法学院,以实践其所主张之新人文教化理论,提倡参欧美之科学,振兴中华之文明为其理论基础。抗战胜利复员后,迁校址于广州红花岗,称中华文法学院,并于三十六年经教育部核准备案后易名为中华文化大学；抗战方酣因流亡失学学生无学校收容,随部队四处流窜滋生事端,先生宅心仁厚,为实现其理想兴学兼协助政府收容失学学生不为敌方所用,办学不辞辛劳,两度赴陪都重庆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晤面,商讨筹设文化大学事宜,在坪石设校招收湘、桂、赣各省失学青年,随战事辗转迁徙,对于战争时期青年作育工作着有卓越贡献也。

抗战胜利后不久,先生于三十七年春,派人赴香港筹设分校事宜,由副校长朱梦昙、廖英鸣教授（曾任台湾逢甲大学校长及董事长）、黄纯仁教授、朱光振教授等人负责筹划,先生则留守红花岗校本部。

三十八年迁校香港,为联合书院成员之一,嗣香港政府依据富尔顿调查报告成立中文大学时将之归并入,后来先生主张文大应脱离中文大学,成为独立的文大书院,俾收容大陆流亡学生。

吴博士爱国立场坚定不为势劫

吴博士为我国一代哲人、教育家,然世人仅知其知识渊博,而鲜知其有强烈爱国热忱,平生疾恶如仇,其持节之严谨,人格之崇高,令人肃然起敬,兹将先生不为人知或知而未详者三件小故事赘述如下：

先生于民国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即无意于仕宦之途发展,立志于教育及学术文化事业,初任教于江苏省无锡国专,嗣应邹海滨（鲁）先生之邀回粤任教广东高师（时监察院余前院长俊贤先生在该校修业为学生,故余院长生前称先生为老师）；民国十四年以教授身分率领该校毕业生十名,（前任总统府秘书长郑彦棻）赴巴黎大学攻读研究所,先生于十九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赴英国、德国再从事欧洲哲学研究二年,对「康德学说」特有研究心得,自后即成为我国研究康德哲学之最高权威；之后广东高师改制为广东大学再改制为中山大学,邹海滨先生继任为校长后,又一再电邀先生返国任教兼文学院长,返国后再以休假一年赴法国接受巴黎大学之聘主讲中国哲学史,其间分赴捷克、比利时等著名大学并以客座教授身份主讲我国古代哲学课程,二十五年始回国复任中山大学教职,此其一也。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方酣,有位张某某者,以同乡之谊,不时赴吴府造访,然语多闪烁,来意不明,先生常对夫人道：此人外貌忠厚内藏奸诈非君子……须多提防之。迨广州沦陷前数日,张君始暴露出其真正面目,赫然为一大汉奸也；他开口劝阻先生不必离粤,并谓日本政府拟以教育厅长任命……先生闻言盛怒、严词斥责,并晓以民族大义,促其醒悟,嗣知其迷途难返已无药可救矣！于是毫不客气下逐客令,命其夫人李漱六师母即时送客,并嘱张君不必再枉顾了。先生平日待人接物极重礼貌,即对下女或仆从亦从不疾言厉色,然对此不肖之徒则不假颜面,视若仇雔,其严正不阿有如是者,此其二也。

……

毕生致力中西文化研究著作态度严谨

先生于教学之余,尤勤于著述,其重要著作有廿余种之多,为当年文、史、哲学界人士所人手一册者。幸赖其及门子弟廖英鸣先生,时任台湾逢甲大学校长多年,惟恐先生著作等年久散失,特发起编印《吴康先生全集》,随即邀集各书之出版商与中山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文化大学等校师生,共商大计,历时三载,始克竣事,全集内容计包罗下列诸书：第一册｜哲学大纲；第二册｜哲学概论、周易大纲、尚书大纲、诸子学概要；第三册｜孔孟荀哲学、老庄哲学、庄子衍义；第四册｜宋明理学、邵子易学、中国现代哲学初编；第五册｜康德哲学、康德哲学简编；第六册｜黑格尔哲学、柏格森哲学、近代西洋哲学要论；第七册｜人文教育哲学概论、中世教育史、近世教育史；第八册｜法国中等教育、锡园哲学文集。

《吴康先生全集》于民国六十四年九月,由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华国出版公司联合印行,不及二年即全部售罄,拟再续印,祗因各出版商意见不一,只得作罢。全集出版后因师母李漱六教授,发现先生遗稿尚多,乃又出版「吴康先生全集补编」一册,合计九巨册之多。先生于病榻中展阅全集八册的出版,面部时展满足的笑容,长沐春风的各校师生,尤多深刻难忘的感受。

先生毕生致力中西文学研究,以发扬中华文化为职志,鉴于我国教育文献之匮乏,首先着手译述美「格莱芙斯」（graves）的中世纪教育史及近代史两册共八十余万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对我国古代教育史籍易、书、诗、礼、春秋五部,均以简易手法改撰为「春秋政治哲学」及「汉籍考源」,并分别用法文翻译撰写成册。其中「老庄哲学」、「汉籍考源」、「宋明理学」、「康德哲学」等古典加以简编使学习者易懂,及近代西洋哲学论等著作,相继出版,琳琅玊笈,驰誉杏坛；先生精通法文、英文、德文、拉丁文四种文字。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教授,称先生之著作为「名山不朽巨著」,从著作中深深感受先生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难得者,先生习以「儒家与道家」思想为其研究中心基础,其毕生为人淡泊宁静,胸怀旷达,治学严谨,吾辈深切惑受和体会先生教诲旨趣,以「博爱」、「审问」、「慎思」、「明辨」为己任。先生毕生治学作育英才,历尽艰辛、困扰、挫折,仍以坚忍不拔之精神,不阿、不亢、不卑,对国人近数十年来盲目媚外颇多感慨。

先生在教学或谈话中常言道：「中国近半世纪而来,输入西学,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等,靡不一一以其精思宏论,如大海狂澜,先后涌入中夏,使数千年来积存于闭关自守之国人脑中,忽然间发现空前未有之新局面,此对于中国以后建设蓝图及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助力之大,无俟烦言；是故,使国人于无形中养成一种学术界媚外之习,凡有引论,必以西土作家为准,哲理必苏格拉底、拍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笛卡儿、斯宾塞、洛克、休谟、康德等论述；而不愿意引述「老庄、孔、墨、孟、荀,或程朱、陆象山、王阳明」也；文艺则古之「荷马、索福克」。中期则「但丁、德文西、莎士比亚」。近代则「歌德、嚣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乃至萧伯纳、纪德或莫札特、罗丹」,而不愿引述国人之「左丘明、屈原、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姜夔、赵孟俯、王翚、恽寿平」等先哲。嗟呼！中华文化之国魂,丧失久矣！苟就此数十年来之译述著论而言,设想百年后之史学,考吾人此日之文献,将见此数十年中,对于本国学术之研究与认识,竟完全空白,其可笑可叹,孰有逾于此者。

老师教诲中常言道：「我国先哲在文化上的遗产,不知何等豊富,何等可贵,就老庄而论,识老子有生于无之旨,则柏拉图个体出于共相之说,可不必亟引也；诵庄子道无不在之言,则斯宾塞、谢林泛神之论,可不必独贵也」。而庄子是非相因,变化无穷之义,尤能阐发「相关」之原,通科学玄学而为一；然而国人治名理之学者,宁可诵万遍赫腊颉利图、或黑格尔,而不愿一过漆园而问蒙叟第！谈哲理者,溯师承于西方流别；讲文艺者,取灵感于欧美作家；人之情贵远而贱近,尊人而贱我,盖未有若今日中国学林之甚者也；虽然,天道周星,物极必反,民族之传统精神力,经大时代之浩劫后,倘不殂绝,必能复兴,还我历史之雄魂,探究故国之学术,发扬光大,再造文明,请即以老庄哲学一编,为之隗始！逸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伐柯之则,取之于先哲遗教,明清之论,岂遂出于西土诸贤之后平；世有豪杰之士,察邦家之运会,识时代之精神,力挽狂澜,簸扬国命,由传统之学术,纳域外之文明,还我国魂,自立宗祖,则今日学术独立之日,即新中国文化创业之时云,且主张固守中华文化之国魂。由上所述,足征先生著作等身,丰富无匹,真所谓名山大川,永垂不朽矣。拜读其皇皇巨著,尤足证老师治学态度严谨及其所持抱负「还我历史雄魂」要义,由此显见。

阐释荣誉与人生〡革命的人生观

民国四十年老师应邀发表专题演讲「荣誉与人生〡革命的人生观」,所讲内容略以：荣誉是一个价值名词,由人类高尚的行为所表现的一种评价,这种高尚的评价,由于高尚的人格所产生,而高尚人格的培养,其唯一的途径,就是求学。求学俗言读书,但读书或会误为只限于阅读书册文字,而求学则是博求学问,意义涵括广泛,自较为适当,而切合于事实。继谓：求学目的：在造成一个「完全的人格」,古代号此种理想的人格为圣人,次一等的为贤人,现在可号为全人或完人。此种全人人格,是一个理想人格,追求这种理想人格的见解,可说是理想的人生观,在这革命大洪流时代,亦可说是革命的人生观。从理论观点言,人有两种：一为个己人,一为社会人。前者以自我为中心,一切知识锻炼,以个人利益为归,后者则从人类社会群体利益中培养出一种高尚的人格,故在伦理学方面,前者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后者则是利他主义的人生观。在我们看来,正确的人生观,应根据利他主义立场,而兼采利己主义力求自我改进的长处,而造成一个人我兼资,汇合为一的理想的人格。

这种理想的人格,是怎样造成的呢？从前孔夫子有句名言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知、仁、勇三德汇合的实体化便是我们所希冀造成的理想的人格。何以故呢？仁就是人道,知就是智慧和知识,勇是勇气,乃仁知二者会合镕铸后的产物,因我们倘能实践人道,爱己爱人,又能充实广大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自能意志坚强,见理明澈,不怕一切困难,不畏各种外侮,可以大勇克服横逆而告胜利。子贡称孔子具备仁知二德,故即是圣人,此即说明具有仁知二德便可养成完全人格的明证。

这种仁和知二者会合造成之理想人格,我们此日要替他换一个名词,叫做现代新人文主义化的人格或自我。造成这种现代化的理想人格,须有下列三要素：

一、道德：即人道的理想,亦即孔夫子之仁；人道内容,是同情、互助、博爱无私,在我们看来,实践人道有二要点：

修己│进德修业,努力前往,使自己向造成一个完全人格的理想目的而迈进。

服务│尽己之能力,为家庭、为国家社会、乃至为全人类而服务。此即是儒者修己以安人,庄生内圣与外王之远大的理想和任务。

二、智识：这个智识是广义的,包含智慧和知识,大致言之,智慧注重理解了悟,是属于哲学的,知识注重记问闻见,是属于科学的,哲学的智慧大半是理论的,科学的知识则有理论,有应用,所以有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分。因人智进化,科别纷繁,一人精力不能兼通博览,故学者宜有专业、有旁涉,专业以建立其本行学问,旁涉以培养其广泛常识,二者并进,始能达到其求智识之最终目的。

三、艺术：我们的心灵能力,有智、情、意三种功能作用,意志发为道德,理知建立智识,感情产生艺术。艺术从其广义言：可分为：１、文学：语言文字是传达我们思维意念的符号,将此等符号作技巧锻炼,便产生艺术化的作品,便是所谓文学,文学自量方面言：有散文及韵文之分,自质方面言：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之别。 ２、美术：表现纯美感的艺术作品,号曰美术,传统的说法有七种：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诗歌、雄辩、舞蹈。在中国则书法、陶瓷亦是美术之列。讨论美感之一般性及其功能价值的学问号曰美学。 ３、实用艺术：有机械艺术、健康艺术各种。总言之,道德的修养在求善,智识的研究在求真,艺术的创作在求美。理想的人格,必须具备三要件即真、善、美兼备实体化的完人,乃新人文主义思想所求实现之理想的自我。此高尚完美之人格,必然能够发为高尚的行为,而得到荣誉的评价。国父倡导三民主义的革命哲学理论,即在除旧布新,改造社会,建设新中国,以达于未来人类的大同,此种革命的人生观,必须积极培养上述真、善、美实体化的理想人格,发为高尚合理的行为,同心协力,现实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建设未来人类的大同社会,这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聆听先生演讲距今虽已数十年之久,对当时我们年轻失落的一代而言,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影响十分深远,至今犹未敢稍忘也。笔者深受老师薰陶,在读新研所时课余每晚必赴其温州街台大寓所,协助老师整理「康德哲学绪论」及「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孟子之形上思想论」等文稿之誊写及校对工作,从中学习并身受感染,并两度蒙召陪侍渠赴“教育部”出席「哲学专题研究会议」借机增广见识…。笔者自知恩师对己期望甚殷,且对我以后人格发展影响至巨,因由港来台设籍已满一年须受兵役法规范服役,迫不得己改变初衷走上弃学从公之途,重新规划我的人生,经侨委会高前委员长人言先生协助下遣使海外,从此浪迹天涯,未能秉持恩师教诲向「再造文明复兴民族」之途进取,一展所志步老师后尘深感遗憾。复于民国六十四年奉召回台时即赴老师寓居晋见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卧病在床,师母询问老师来访者何人？他睁眼看后呼称「子健」也,当时师母称奇相隔多年不见仍然能辨认感到高兴呢！次年老师仙逝,隔数年后师母亦赴美依亲,临行前即将「中华文化大学」校印（经“教育部”注册在案之铃记,俗称：关防）当同学林华平、何志坚、潘厉坚等三位学长学姊等见证之下托付本人保管……兹逢吴老师仙鹤二十六周年纪念之际,谨撰此文敬表崇敬追思之意。

本文参考资料：︽敬轩先生传记︾、︽廖英鸣教授文集︾、︽文大周刊︾及笔者论文资料。

（作者为本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