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向被誉为“中国首记”,其推出的报告文学《第五代》、《命运备忘录》等,以磅礴的气势,忧患的意识,独到的见解,在读者中引起了长久的回响。但近几年,此公却笔锋一转,一头扎进了晚清民初的历史故纸堆中,含英咀华,探颐索隐,不久便推出了长篇历史报告《流放紫禁城:庚子国变》,此作一出,史界坊间莫不鼎沸,或拍案叫绝,或恨之入骨,一时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但正如余杰对钱穆层层剥笋一样,且让我们对此公作一剖析。

纵览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和变法改良是两个亘古亘新而又沉重的话题。每当改朝换代伊始,为昭示政权的合法合理性,便会遗责前朝之不义,之无道,而宣扬革命有理,但一俟进入政权的中盛期,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延续性,便宣扬变法改良,否定暴力的作用。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为政权合法合理计,宣扬革命（排斥改良）,为政权稳定延续计,宣扬改良（排斥革命）,由此陷入历史怪圈的泥淖中,古今莫外,由李泽厚之《告别革命》所引发的是是非非便为明证,但从此亦使此理论进入了敏感的领域。

张建伟无疑地朝这一敏感领域勇敢地挺进。他有睿智的头脑,一泄汪洋,令人荡气回肠的文笔,以及史界众多的新成果和新材料。这些的相互融合,就使他形成了“骇人听闻”的见解：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地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激进、幼稚、冒进,他们是自取其败的“改革速成”者,而慈禧则是稳健的改革派,这样戊戌变法失败的板子就重重地打在改良者的身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慈禧的恶行。更有甚者,在张建伟笔下,康有为不再是一个关注国家生死存亡,积极推进改革的人,而是一个愚昧疯狂、阿谄权贵、公报私仇、嗜权如命的卑鄙而龌龊的小人,而正是这个“小人”的急躁冒进,做梦都想掌权的一系列行为才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葬送了许多改良者的性命。

张建伟的见解无疑是震聋发聩的,特别是在史界成果往往得不到普及的今天,颇有点“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的味道,欧阳明先生更是评论此书为：“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但激情往往代替不了历史的理性,泡沫吹的越大,破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欧阳明的评论于坊间可能直指一些人的心底,对于史界则不过被人晒笑而已。实际上戊戌变法甫一结束,海外就有贬康的议论,并进而形成了尊康、贬康两种观点,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两种观点互有材料发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从近年来汪荣祖与邝兆江的论战中就可见一斑。而张建伟只不过从尊康的材料成果中取一点,从贬康的材料成果中再取一点,互相揉和,遂成怪胎。这根本不是“倡立新说”,却不过是“杂揉”而又取向于贬康而已。

尤为劣者,张建伟不是广泛地占有材料,“论从史出”,而是先入为主,先确定框架,然后选择有利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填充,“以论带史”,而这正是犯了史界之大忌。胡适有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可惜张建伟假设极其大胆,求证却是随心所欲。甚至为了自圆其说,不惜伪造诬蔑。比如他说康有为为讨好翁同和,写了一本《书海双楫》（实应为《广艺舟双楫》）,夸耀翁同和书法“直有天籁”,是如何如何的好。但实际上正如北大房德邻教授所指出的,此书说到翁同和的只有24个字“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是说翁同和的书法有点像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先生,但“笔力气魂”差远了,这哪是夸耀讨好呢,分明是贬损翁。再比如他不断援引的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不过是梁对康的揭发状,能否确信实应打上问号,但张建伟却对其中的康有为嫖妓不付钱一事大肆渲染,并立下肃然的道德判断,这和他自己一向标榜的历史和道德脱离不正是矛盾之攻吗？书中类似这样的硬伤附会不时闪现,这怎能不令人笑谑生疑,讥之嘲之呢？诚不知其可也。

纵览张之雄文,处处闪耀着改革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论断,俨然一个帝王师,而其在序言中宣告的历史“应为当代人提供新的认知”,“认知是治史的唯一道德”,以及文中处处宣扬的改革渐进论等无疑地向人们昭示：应该进样怎样的改革？从而也就走上了学术政治化的道路,自恃妙笔生花之巨椽,施散匡世济民之良药。但这种隐讳贴金正泄露了他的动机：阿谄权贵,回护现世。从而化为一只媚权的精灵,游飞于帝王的花园中。但这们的改革观向来是知识分子闭门造车的一厢情愿,改革中的波谲云诡,斧声烛影更不是速成与渐进所能说明的,而以“激扬文字”的形式来“指点江山”,正是许多好为帝王师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孔雀开屏很美丽,但转过去就是肮脏的屁股,“徒为世人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