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于一七四九年开始撰写一首长诗。诗中,他以演讲的风格与口吻向读者训勉道：

“欲搜研人类历史,当自中国到秘鲁。”（Survey 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可是住在伦敦的博士本人,对人类的搜察却只北达苏格兰,东至巴黎之遥。不过,令约翰逊博士欣喜的是,俄国人将他的思想文字译为俄文,诵咏于伏尔加河（the Volgariver）畔。我的欣喜之情不下于约翰逊博士。很高兴我的著作被移译为中文,在比伏尔加河更遥远的东洋之滨与读者见面。我很感谢译者陈正国先生提议翻译此书。

我不曾涉足秘鲁。倒是写过一篇关于秘鲁与其邻国智利的战争史——《太平洋战争》（War of the Pacific）。正如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页灰暗的史实。更令我怅然萦怀的是我一直未能造访中国；尽管我自一九三四年起便开始神游此地。我当时是一名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正在周边寻寻觅觅,发掘论文题目。某位教授先生建议我研究中国——当时英国大学极为陌生的国度。中国的新鲜感吸引了我,而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更攫获了我的注意力。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成为此后世界变动的序曲。

我的中国研究成果是后来出版的《英国在中国的外交》（British Diplonmcy in China l880—1885）。我之所以停在一八八五年的主因是,在“眼蒙耳聩”的三○年代,有关一八八五年之后的外交档案都是极机密文件。此外,一八八○至八五年之间,中国的国际情势大有异于前者。首先,中俄情势在新疆问题上吃紧。许多国家觊觎中国的藩国朝鲜；法国深入控制了另一个中国藩国安南。一八八五年英俄外交危机发生。

在我的学生时代,剑桥是政治活跃的大学。例如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高涨,意大利法西斯党侵略了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剑桥的主要学生社团邀请逊位被逐的阿比西尼亚王访问剑桥,并颁了荣誉会员证给该名国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原有的共和体制被推翻。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同样在剑桥激起强烈抗议声浪。越来越多学生出来表达不满；当然中国学生会少不了出席。当时的中国学生会大约有三四十人,由来自马来等地华人与中国本地学生组成。印度学生会的人数多于中国学生会。他们也加入声援抗议之列。

我在剑桥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有些人还是顶尖的网球选手）。其中一个学生比一般学生年长。因为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门生再世,朋友们都叫他“智者”。他的名字叫初大告。他常在学院的草坪上背诵古诗与朋友分享。他以美丽的英文翻译了一集《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剑桥大学在一九三七年帮他出版了此书,还请他杰出的导师奎勒库奇教授（Professor

Quiller-Couch）为此书写了一篇为人称诵的序文。初大告将此书献给我,让我受宠若惊。过了半世纪,初大告又以中英对照方式出了另一册古体诗集。

我在印度滞留期间也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因为战争才来到印度。我在一九四五年某次旅行,从印度攀越喀什米尔（Kaslmfir）山区进入拉达克（Ladakh）,盛行佛教。拉达克的首府列城（Leh）是座小小的山城。我在当地认识一名中国军官。他驻扎当地,负责指挥拖运战争物资的骡队接泊,并将物资从一万八千尺的地形上运到新疆。他对诗的爱好与典型的中国人殊无二致。他甚至搜集、翻译了一些当地村谣。其中一曲村谣用感性语调描述一名新婚女子；她的眼眸仍凝住在父母旧居上,脚尖却已向前往夫家的路上迈出,通往不确定的未来。这名中国军官送了我一本袖珍中文字典。我于返家的旅途中,试图背记一些中文字,却毫无成果而言。

就在我踏上返乡之路的同时,第一颗原子弹掉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着结束。自此之后,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许多困难与恶劣情势。但远东情势的改变显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都多一点。而这些改变,远超出我在写一八八○年代的远东问题时所能想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