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史意义上的“古典”,严格来讲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相区别,尽管基督教是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倘若仿造这种划分的含义,我们也许就得说,中国文史意义上的“古典”当指佛教入华之前的秦汉文明——显然,我国的文史研究虽然有汉宋之分或多次出现过的“复古”,却很难适应西方的“古典学”概念。

西方的古典学诞生于近代文艺复兴时代,最富成效的时期却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与我国清代整理故旧的成就相比,这一时期西方古典学整理典籍的成就其实算不上什么。由于采用了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西方古典学才显得优于我国的文史研究,以至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文史研究也很快跟上了西方古典学的步伐——苏雪林的屈赋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格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古典学,尽管我们对西方的古典学研究本身还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同样一无所知的是,在古典学家尼采看来,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西方古典学的危害是致命。倘若如此,如果我们要着手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就得尤其注重认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学。毕竟,如果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品质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既不可能发展出具有中国气派的西方古典学,也不可能对我们的史学和文史研究所受到的西方现代学问的毒害有清醒的自我意识。

本编选译的三篇文献汇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一部西方古典学的现代简史。莫米利亚诺是当代西方著名文史家、古史学家,他对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学的概观描述脉络清晰,而且生动活泼。戈斯曼的长文以十九世纪巴塞尔的两位古典学家的个案让我们看到,西方古典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极其复杂。莱茵哈特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学生,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都十分敬重的古典学大师。这里选译的他的一组短文（选自由他的学生选编的文集《古代的馈赠》,“古典语文学漫谈”这个题目为本编者所拟）,大多具有自传性质,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