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习经清末,岭南诗坛曾辉煌于一时。除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诗人外,还涌现了以号称“岭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习经、罗敦、黄节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诗词的名家。其中,曾习经的诗尤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诗论及曾习经：“四海都知有蛰庵,重开诗史作雄谈。”撰写《鱼千里斋随笔》的李渔叔对曾习经极其倾赏,认为习经诗“最精警”,其七绝“丰神绝世”。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读蛰庵诗如饮醇酒,令人不觉自醉。”梁启超对曾习经推誉更高。他在《蛰庵诗存》序文中说曾习经的诗“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等全国性诗词家名录和诗词选集中,曾习经都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代诗词名家,曾习经虽善理财,更工音律,有顾曲周郎之誉。他的遗作有其生前亲手誊写定稿的《蛰庵诗存》一卷,由叶恭绰影印传世。倚声之作有《秋翠斋词》一卷,朱孝臧收进《疆村丛书·沧海遗音》中改称《蛰庵词》。另有《蛰庵文存》一卷,但未刊印。综观习经诗作,有如下二个方面：

感时伤事,忧国忧民

曾习经处在慈禧太后弄权时代,外侮内忧,朝政日非。这反映到诗人的作品中,就是感时忧世,“时作幽咽凄断之声”。如《乙未二三月之间》组诗之一：

春日迟迟夕,春愁尔许长。

微歌意不适,薄醉未成狂。

独下感时泪,兼之惜往伤。

何当从年少,花草弄繁香?

组诗共6首,作于中日甲午战争之第二年,《马关条约》行将签订,曾习经不禁为此感时伤春,悯乱忧生。他深知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要图强,必先改革,所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而且,他当时年方30岁,正是贾谊向汉文帝献策之年华,故每以贾生自比。但面对纷乱的政局,他更深知回天乏力。正如他在《送江孝通归里》诗中所说：“忧愤终何补,倾危势已深”；“未应从屈贾,歌哭损天民”。当帝党领袖翁同龢被免职遣归时,他就更预感到变法之难行。请看《送翁常熟师傅归里》诗：

天问殊难答,臣心久郁陶。

遥怜贾生策,不分屈平骚。

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劳。

向来忧国意,余愿老蓬蒿。

江海沉冥,国将不国,贾生难效,天问难答,真是凄惋已极。变法失败后,曾习经对政局更感绝望,此时,反映在诗中的心声就更是悲怆低沉了。如《病起不寐读{党锢传)》诗有句“不才逢世难,将泪寄遥年”,就是这种心宇的写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习经避乱于平谷,作《平谷杂诗》18首,忧伤国事,哀悼将士,感怀百姓。如“国殇何处酹?乡泪暗中消”；“觅食艰粱稻,看人揠豆苗”；“十年忧国意,拭泪到沧桑”；“玉辇埋荒草,金轮迫上清”；“覆辙伤钩党,中原半绎骚”,“杜陵原野老,流泪满江沱”等诗句,所写都是当年重大历史事件,怨愤苍凉,堪称一代史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是年曾习经更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佳作。如《春心》6首,《别梦》5首等。其中,如“别梦依稀过谢桥,心中风雨暗萧萧”；“秋河别夜太凄凉,一曲伊州泪万行”等句,都极尽了以悱恻缠绵之笔,抒忧国忧民之情的能事。而《崇效寺牡丹开后作》一诗,更堪称名作：

怅卧春归十日阴,落花台殿更清深。

被栏碧叶如相语,辞世青鸾不可寻。

物外精蓝谁舍宅?乱馀恶竹又成林。

迷阳却曲饶忧患,那得端居长道心?

春光逝了,牡丹谢了,恶竹成林,残阳迷茫。温婉而深沉的诗句,透射出对正人君子被放遂,被杀害,小人却得势横行的郁勃不平之气。

寄意田园,清新闲适

曾习经退出政坛之后,心境逐渐转为平静澹薄,其诗作的风格就如梁启超所说：“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人陶、柳圣处。”就是说曾习经的诗风已渐臻陶渊明、柳宗元的佳境了。他在杨漕的《田园杂诗》14首中,刻画自然景物,抒写生活乐趣,充分反映出文人闲适的生活情调。略举二首：

蛙声阁阁水平畦,粳稻初秧绿渐齐。

雨后斜阳红较好,小船摇曳过河西。

夜起微茫月坠霄,青芦风动叶萧萧。

平生久惯江湖味,却又关心早晚潮。

蛙声阁阁,新苗映绿,雨后斜阳,夜风吹曳的芦叶,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但是,诗人的心中依然难以平静：久在江湖,时局近又如何?就如早晚潮汐,是涨还是落?他在《题谭玉生烟雨归耕图》诗中,就把这种似不甘寂寞,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抒发得更为确切：

“蓑笠携锄事宛然,敢将踪迹比前贤。此中风趣吾差识,惭愧宁河过十年。”又《法源寺丁香花下》云：“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间著语故相矜。沈沈万念旋生灭,愧尔东廊扫地僧。”前贤可效,寺僧莫踪。曾习经拒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罗致,虽说是消极避世,但也体现了甘愿默默无闻,以至“贫瘁以殁”,而不愿与世浮沉的崇高品操。

曾习经生平,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尤爱好藏书,所藏书籍都署“湖楼”二字。后因贫病交加,不得不逐渐变卖。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有句：“湖楼万卷皆星散,抱节何曾叹昨非。”写的就是这一境况。此外,曾习经能书善画,有《曾习经字帖》和《挂瓢图》、《南塘一角图》等字画传世。

曾习经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卒于1926年10月,字刚甫,号蛰庵,揭西县人。其先祖原籍福建莆田,后迁居于揭西棉湖。祖父曾声高,别号岐山,曾因平息暴乱,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监生升至六品官职；父曾中孚,是一武生,官至蓝翎把总。曾习经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几兄弟从小接受严格的礼义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习礼于庭,揖让升降皆中矩度”。

曾习经天资聪颖,刻苦过于常人,成绩优异；年弱冠,即被选补为县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主办广雅书院,聘请著名学者、诗人梁鼎芬(番禺人)为院长,在各府州县选拔高材生到广雅深造。习经与其长兄述经(字撰甫)均被选中。习经在书院得名师亲授,学业大进,深为梁鼎芬赏识。接着,曾习经转到广州学海堂就读,与梁启超、麦孟华同窗,交谊颇深。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习经与长兄一起中举；第二年,曾习经赴京会试,又得中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习经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以成绩优异,授户部主事。从此步入官场,长达20年。在户部尚书,光绪的老师,政治家兼学者翁同龢的赏识举荐之下,曾习经当上了管机要补官,不久又调升为户部员外郎。

曾习经曾赴日考察,与维新派梁启超结为莫逆之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发动公车上书,设京师强学会,习经与长兄都积极参与。为此,曾习经与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维新人士“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所说,当时梁启超与曾习经在京师“连舆接席者岁余”；“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还因“甲午丧师后,忧伤憔悴”,曾“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第二年,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临行,曾习经赋诗相赠：“楼头缺月夜何晓,骑马与君相送行”；“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惜别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直至晚年,曾、梁交谊一直有增无减。梁夫人去逝,梁启超还请曾习经为作神道碑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时朝廷实施新政,“部务新创”。度支部中修订税务及钱币制度,创办税务学堂,设纸厂,开印局,曾习经都是主办者,“擘划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刚甫手”。光绪帝曾两次召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初,曾习经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即先于清帝退位一日辞官。后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到处罗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为习经旧交,尝劝习经复出,习经都一一谢绝,隐居于京师。及后民国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之职,他都固辞不受。此后,曾习经到直隶宁河杨漕(今属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长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布衣草履,日随老农课晴雨,话桑麻,绝口不谈时事”。每于农闲,他都要回故乡探望老母和兄弟,并常接济亲戚朋友中之贫病孤寡者。他在度支部时,“律己最严”,“俸人外既一介不取”,“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杨漕又多为盐碱地,且经营不善,故“岁屡不登”,以至人不敷出,只得变卖图书、字画、古玩以维持生计。后长兄、老母相继去世,他自己也患痈疽恶疾,一病不起。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载,梁启超曾去探望他,只见痈疽已溃破,十分痛苦,伤感之下,唯有送点钱以表慰问。1926年10月4日,曾习经病卒于北京宣南潮州馆,年仅60岁。其后事也全靠老朋友梁启超、叶恭绰为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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