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描绘高逸之士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母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早参与到了绘画创作中,画家历来也重视绘画的文化品位,因而,表现高蹈型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物画中的重头。而高逸人物画的发端,则可以追溯到魏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但却是中国文化史上个体意识、人文意识蔚然兴起、人性大解放的年代。当时社会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严重动摇了从两汉以来士人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当『达则兼济天下』成了遥不可及的虚幻理想后,『穷则独善其身』便自然成了士大夫们惟一的人生目标。宗白华对此曾作分析：『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这一新的时代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自觉和独立,在文化史上被称为『魏晋风度』。作为『魏晋风度』代表人物的便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嵇康当年临刑前的一声慨叹--『广陵散从此绝矣』,虽然凄婉,但其风度却又是何等的潇洒自若！足以方驾西方先哲苏格拉底临刑前不忘提醒弟子归还他尚欠朋友那只公鸡的浪漫风采,风韵迷倒的又岂是东晋的大学三千?

　　以『魏晋风度』为模范的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创作之后,极大地提升了绘画的文化含量,使原本属于工匠的技能,成为与『六艺』同功的修身养性之道,从而导致了中国画创作目的、题材内容、技法形式的嬗变。就人物画题材而言,以往在礼教绘画中作为主题的帝王将相、功臣烈女的形象被大量历史或现实中文人高士的形象所取代。据史书记载,东晋著名的人物画家顾恺之就画过不少历史或现实中的高士,如《古贤荣启期夫子》、《名士图》、《谢安像》等等。至于『竹林七贤』之类的题材,虽千载之下,已无法见到他的亲笔,但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京西善子桥东晋墓砖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图》以及镇江出土的同类题材的南朝砖刻壁画等实物来分析,足以看出高蹈型人物画已成为东晋以来中国画中体现画家个性的标志之一。

　　这种主题,往往在后来的乱世中被许多画家『借题发挥』,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操守,如著名的孙位《高逸图》、李唐《采薇图》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中国人物画史上,尤其是在明清,高士题材常常被作为判断作品是否具有清高绝俗之气的不成文的规定。由于人物画成熟得较早,兼之有『象形』的限制,其（技法很难像山水、花鸟那样向不斤斤于形似的方向发展,即使如梁楷之类的大写意杰作,也因易流干率意而难以被正统士大夫所认同。由于不能像山水、花鸟画家那样向逸笔草草的目标前行,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人物画家,为了体现其画品的不同凡响,开始凭借靠题材中的高士形象来体现自己画中的超逸之气。而在一些描绘当代人的作品中,画家也常常把主人公描绘成古代高士的样子,比如元代王绎画的《杨竹西小像》,便是这样一件『非惟貌人之形,亦得入之神气』 （陶宗仪）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