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時代的世變之中,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生態度與立身處世之道,是知識份子經常自我思量的問題。雖然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都無法完全和政治絕緣。但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之中,早已有了明確的分劃,那就是兼善或獨善,也就是出或處的選擇。將自己置身於政治漩渦之中,一伸治平之志,或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於寰區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種程度的疏離,悉聽君便。

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後,以馬克思與毛澤東思想為基礎,形成歷史解釋體系。史學工作者所作的任何歷史解釋,不是為了探索歷史客觀的事實,祇是為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作注釋,這是中國史學成立以來,所遭遇的最沉痛的悲劇。在這場悲劇中不僅歷史尊嚴掃地,史學工作者所受到的汙辱與損害更是空前的。所以,文革過後,產生了史學工作者的自我反省與檢討。由於自我反省與檢討,激起了史學工作者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自覺。

於是,研究歷史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要求,在史學領域裡瀰漫開來。史學工作者逐漸開始拋棄過去那種簡單化、絕對化的約束,從新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歡呼著史學第二個春天已經來了。但「史學危機」亦緊隨在後。

在「史學危機」的呼聲中,金觀濤橫刀而出,提出了他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的解釋體系。這種解釋體系提出後,在中國大陸引起許多史學工作者的非議。但在台灣卻非常流行,的確令人費解。於是筆者寫了〈把歷史還給歷史〉一文。本書實可說是筆者對歷史人物及史學演變關懷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