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經歷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將「臣民」轉化為「國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並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政治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描摹」。除了上述之外,社會上的文化菁英也由傳統的「士大夫」變為「知識分子」。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而這些斷裂或跳躍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它們有深遠的文化、學術根源。本書基本上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除了都觸及上述種種問題之外,並討論現代學術風格的形成與現代學術社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