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