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我因為聽了椎名林檎而產生了新的小說構思。以林檎為原型,我創造了不是蘋果這個人物,加上另一個同樣是二十來歲的女孩子貝貝,組成了小說《體育時期》的兩個女主角。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以椎名的歌曲作為背景音樂寫成的。當中那些有點刻意模仿椎名風格的歌詞,其實是假託於兩個女主角而寫的詩歌。因為椎名,我發現了日常生活還存在詩的可能,也通過椎名,我才得以首次寫出了類近於詩的形體的東西。我從前一直以為,我和詩是絕緣的。《體育時期》是關於兩個年輕女孩和人生侷限搏擊的故事,但我極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尋和幻滅的俗套,或者變成對青春的濫情頌讚和懷緬。我想寫的不是抽象的青春,而是陷於具體環境條件侷限和個人心理缺憾的成長後期生存狀態。那是在放棄個人堅持的社會化門檻上最後的停步省思。我也拒絕用友誼或其他既有的籠統觀念,去形容兩個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反而以更繁複的手法和反覆的辯解,去說明一種可以跨越人際障礙的共同感。這種共同感甚至可能——或者必須——建基於恥辱的體驗,也即是尊嚴受到生存狀況剝奪的體驗。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最堅實,最可信賴的共同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