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陳尚君

徐俊兄輯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學論文為一編,題曰《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囑我為序,是不敢辭。我們結識到今年恰好三十年,也算是難得的因緣,彼此都從青澀的習學者,伴隨師友和時代共同走過來,如果說現在各自有一些感悟和所得,當然也走過一些曲折,回望走來路,感慨良多。我想借此機緣,談一些個人的感觸和領悟。

我與徐俊最初認識,更多是工作聯繫,我是作者,他是責編,有關過程,他在本書附錄　《〈全唐詩補編〉編輯工作回顧》,已經有很具體的敘述。當然,同一件事情從我的立場,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拙稿《全唐詩續拾》經始於1982年秋,是因為讀到中華書局新出《全唐詩外編》,感覺補遺未盡,方發願作全面網羅,到1984年春托友人孫猛提交部分樣稿,並將習作《〈全唐詩〉誤收詩考》投稿《文史》,得到認可並蒙約稿後,歷兩年完成初稿,得佚詩2300多首,於1985年初寄往中華書局編輯部。那時書稿積壓,處理都有一個過程,到第二年方得信,知道由徐俊擔任責任編輯。此後多次通信,他將書稿中查出的問題一一見告,並轉達編輯部退改的決定,又將《全唐詩外編》修訂的責任交托於我。1987年夏,我到京取回書稿,方與他第一次見面。

徐俊小我數歲,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本科畢業後就到中華書局工作,拙稿大約是他最早負責的書稿之一。我于1981年底研究生畢業留校,補輯唐詩是第一項獨立確定的選題。可以說,我與他的學術起步時間先後相差不多。我的工作屬於傳統的輯佚考據,方法上較前人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是自覺地依循宋元書志和存世古籍目錄的記載,有計劃有系統地從群書中搜尋唐人佚詩的線索,因此所得比前人更為豐富。有感於唐詩傳誤的複雜性,我特別梳理《全唐詩》已用典籍目錄和前人辨偽論述,梳理《全唐詩》誤收唐前唐後詩的各種類型和致誤原因,以為自己借鑒。儘管如此,雖有收穫,仍不免蹈襲前人輯佚的各種誤失。徐俊利用編輯部所存舊稿《〈全唐詩〉首句索引》,逐次翻檢,覆核文本,指出重收,很認真地履行編輯的責任。

《全唐詩續拾》的退改和《全唐詩外編》的修訂,歷時一年,拙輯增加佚詩2000多首。到1988年9月完成,記得如此準確,是因到京交稿後去太原參加唐代文學年會,會間與徐俊等同遊五臺山,有更多的接觸和瞭解。其間我通過他向中華書局提出繼續編纂《全唐文補編》的想法,獲得支持,很快得以立項。這前後他擔任了我的四部書稿的責任編輯（另二部是與陶敏先生合作的《唐才子傳校箋（補正）》和周祖譔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後者我撰寫一半條目）,前後跨度近二十年,其間他付出之多,非三言二語可以說完。

徐俊本人在學術上最重要的建樹,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00周年之際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遺書中存世詩歌的整理,當然,其間多數可以認為是唐人詩歌。收錄在本書中的多數論文,也撰寫於上世紀90年代,可以說代表那一時期敦煌詩歌研究的前沿水準。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詩歌校錄研究,開始於1986年,不能說與我的唐詩輯錄完全沒有聯繫——那時上海完全沒有人做敦煌學,無論敦煌遺書縮微膠捲,還是臺灣黃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一時都無從尋覓,只能闕如,而他工作在北京,無論資料利用條件,還是能遇到許多研究敦煌學學者經常切磋交流的便利,都是我所不具備的。他做《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體例曾與我商量,我看法比較保守,仍覺得以作者為單元處理詩歌是比較方便讀者的辦法,他則基本遵循國際上有關敦煌文本的處理規範,以各敦煌寫卷為單元,盡可能地保存和記錄各寫卷中保存的文獻資訊,同時全面參考中外學者前此已經有的校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收穫,則寫成專文。

我一直覺得,1980年前後走上學術道路的一群學者,雖然都曾有過一段曲折和耽擱的經歷,但有幸在而立前後遇到急速變革的時代,無論環境、風氣、文獻、觀念、手段都大大超過了前代,因而可以做出超邁前修的業績。我與徐俊都恰逢這樣的機遇。以《全唐詩》的輯佚和研究為座標,不難看出其間有關的變化。

首先是視野之開拓與更新。在我問學之初,知道唐詩研究的基本路數是以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大致從別集與選本入手,讀懂讀透文本,進而參史傳以知作者仕曆與時代,參雜史筆記以知寫作本事,參歷代詩話、評點以知前人見解,綜括上述記載結合作品作出分析,並進而對其成就作出評價。雖然以作家作品論為中心的“蘇式”研究套路在逐漸打破,但文學和歷史的界限還是壁壘森嚴。但從70年代末開始,陳寅恪、岑仲勉等唐史學者的治學方法極大地鼓舞了唐代文學學者群體,風氣轉變可以傅璿琮等一代中年學者為代表,將法國社會學派研究藝術史的方法引入文學研究,用歷史年代學和文本闡釋學的方法,分層次地解讀作品和詩人的生命軌跡,對唐宋以來的傳說附會作了徹底的清理。其標誌一是文史打通,將所有唐代存世文獻都視為可資文學研究的依據,在廓清傳聞、還原真相的立場上梳理文人的生命軌跡,在還原文人生活的真實場景中瞭解他的文學活動與寫作動機。在此立場上說,任何一個生命個體的活動都具備研究的價值,文學寫作的任何一頁碎片都值得追究揭示,文學家作品無論存佚都值得探究明白。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更年輕一輩的學人得以各騁所長,充分積累,努力開拓。我與徐俊的工作,在80年代先後起步,著眼在窮盡文獻的基礎上,為學人提供可靠的詩歌文本。區別僅在於,我先行數年,依據是四部群書,他則做敦煌文獻,都曾將存世文本翻深摸透。

最近三四十年間,文學研究的視閾與觀念之變化,也都在本書中留下痕跡。比方什麼是詩歌,在詩歌的編錄中必然有與非詩作品邊界之劃定問題。清編《全唐詩》時,遵照聖意認定“道家章咒、釋家偈頌”,“本非歌詩之流”（《全唐詩·凡例》）,因而一概不收,後來《唐音統簽》影印面世,可見連王梵志詩、《永嘉證道歌》之類全部刪刈,知其本意並不在辨體。而六朝文體說興起,賦、頌、贊、銘等韻文均歸文而不作詩,也早已成為共識。問題在於,當窮盡文獻,將所有作品搬到檯面上,特別是敦煌遺書中包含了大量介於詩與文、詩與詞之間的作品時,去取真的很困難。我在1984年獲中華書局約稿後,曾去函說明擬收錄　《道藏》歌詩與佛家偈頌,且劃定了界限,很快得到同意。這一決斷後來在其他方面獲得回應,如孔凡禮編《宋詩紀事續補》、北京大學編《全宋詩》,都採取了這一體例。徐俊二書也沿此體例,他本來計畫進一步作敦煌讚頌俗曲的校錄,已經獲得立項,只是因重返書局擔任行政職務而中輟。收在本書中的《敦煌佛教讚頌寫本敘錄》,是他為此專案所作前期調查的一份記錄。我近年在重新編錄全部唐詩時,考慮較多的問題是唐詩的邊界到底在那裡。最後確定是從寬,雖仍然堅守傳統詩文的分際,但凡原詩存詩題、詩序、詩句者皆予存錄,詩詞俗曲皆加編存,禪僧之對句皆作收入。而錄詩的原則,則求最大可能地接近唐人之原作,且通過對五萬多首唐詩流傳文本的詳盡記錄和會校,記錄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變化。是否妥當,仍期待得到學者的賜正。但就近年一般學術風氣的變化來說,我相信接受的學者比例肯定會比以前多。

就敦煌遺書來說,三四十年代的學者只能到巴黎、倫敦去抄寫,六七十年代後因為中國及英法所藏縮微膠片流通,學者可以較充分瞭解各寫本的面貌,此後《敦煌寶藏》刊佈,雖不清晰,但可方便檢閱。徐俊與我都是那時開始接觸敦煌文獻,我做唐詩補遺,僅能挑部分相對清楚,且有作者歸屬者錄出,徐俊在此條件下開始敦煌唐詩的校錄,且陸續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論文。九十年代初《全唐五代詩》啟動之際,就將相關詩歌文本的整理委託於他,又應他的要求,利用項目經費從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據縮微膠捲放大影印了有關詩歌的部分,給了我一份副本,至今仍在。雖較前清楚,但模糊者仍多,細節判讀仍需費力推敲。記得《珠英集》中胡皓的一首詩題,王重民初讀為《奉使府》,後人據原卷或補“林”字,或補“杜”字,都有疑問,徐俊曾與我反復討論,看文本字形,更傾向是“松府”,並查到貞觀年間松州曾置都督府,聯繫詩中“蜀山周（項楚校作匝）地險”,得以確認。此字若得楷定,自不難辨識,但本為不規範的寫本,復經攝影複印後的變形,偏失難免。到九十年代,四川、上海高清影印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閱讀和辨識更加方便。近年聽聞有更清晰的網路本發佈,實在是學者的福音。

此外,最近三四十年由於國家開放,各方努力,從《四庫全書》之普及,到《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以至《中華再造善本》之刊行,大量以往深藏不為學者所知的典籍及其善本廣泛流通。以二十四史整理為標誌的古籍整理規範的確認,大量基本古籍有新的會校善本出現,加上門戶開放帶來中外交往之頻繁,世界範圍內漢籍及其善本的存藏情況為更多學者瞭解。可以說,當代學者能夠見到的宋前古籍數量之豐備,善本之精良,都大大超過了明清兩代一般學者之所知。就唐詩校訂來說,無論為訪書奔波一生的明人胡震亨,還是因繼承鹽商家業而富擁書城的清人季振宜,他們的努力值得稱道,他們當年掌握之文獻,除極少數為今人所不得見,就整體判斷,比今人廣泛佔有全球圖書館之藏書來說,實在是很寒傖的。在胡、季二家基礎上倉促拼成的《全唐詩》,可以為今人超越,當然毫無疑問。“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較早對此有所認識,因而可以取得一些進益。

至於手段之更新,最重要的當然是電腦寫作的普及、古籍數碼檢索的實現和互聯網的應用。筆記本電腦寫作始于90年代初,我入手很晚,而且覺得在古籍整理方面應用價值不高,因為底本從古籍善本到電子文本,其中要有一次輸入校對,更重要的則在古籍文本校勘過程及其前後痕跡,沒有保留,也不便追溯。2006年開始一部大書的修訂時,仍堅持在紙質文本上操作。但從2008年我決意自己重編新本《全唐詩》,並全部採取電子文本寫作時,感受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是數以千計的作者,數以萬計的文獻,可以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隨時調取或修改,取用極其方便。二是文本可以成百上千次地修改,不像我以前做全唐詩文補遺,一首詩或一塊大碑的修改,僅改三五次,即鉛黃滿紙,天頭地腳都占滿後,只好傍粘另紙,更膽怯于如何讓編輯接受,讓排字工人識讀。三是文本對校極其方便。比方《千載佳句》　存五百多則白居易詩的零句,因源出唐時古本而極可珍視,但國內前此各整理本均無通校的記錄,可以想見,從三千首詩中要找出五百多個散句之異同,需要多大的投入！現在則輕快得多了,一二天即可完成。

古籍數碼檢索,對傳統學術的衝擊,在最初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有些學者甚至宣佈如古籍輯佚、校勘、訓詁等學問,今後幾乎可以不再做了。我最初也有這樣的困惑。如《全唐詩》互見誤收之鑒別,最初有人做首句索引,仍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於是再做每句索引,比前精密,但異文仍會影響檢索的準確,因而部分別集出現了每字索引。但與唐前宋後詩的互見怎麼辦？傳統索引技術仍無法解決。數字化技術的展開,先有人做《全唐詩》索引,繼而四庫全文檢索推出,再有《中國基本古籍庫》之完成,各種資料庫蓬勃出現,為古籍文本研究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在應用多年後,我的感受是,手段的更新為當代學術研究提出了更高端、更精密的要求,但絲毫沒有辦法取代獨立複雜的個人學術研究。比如《二十四詩品》真偽說提出於古籍數碼檢索展開以前,只能採取古籍取樣判斷的方法,說宋末前不見文獻稱引僅屬推測,其後採用資料庫全文檢索,得到證明,新增幾則明清之際記載,使此書的傳播軌跡更清晰了一些,但仍難以將托偽的全部過程呈現,對有關線索的記載仍會因學者各自的立場、學養、目的不同而有看法的差異。唐詩互見誤收考據也是如此,檢索提供了發現的線索,是非結論仍要考驗學者的經驗和判斷。一詩分見二人或更多人的互見詩,必須考察文本記錄,檢讀兩造的證據,再比較各自的履歷與詩風,得出合理的判定。

徐俊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學術風會中逐步完成,因為能得風氣之先,又始終堅持學術前沿的自覺立場,取得可喜的成績。

徐俊的第一部專著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以下簡稱《輯考》）,書出後我曾寫有書評,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認為該書“搜羅全備、體例妥善、校錄精審、考辨周詳,第一次將全部敦煌詩歌彙編於一帙,了卻了諸多前輩學人未完成的心願,為敦煌詩歌和唐代詩歌研究提供了詳實可信的依憑”。本書所收各論文,雖然時間跨度很大,但主體是與前書同時所作,我以為可以結合二書談他工作的成就與特色。

首先是唐人選唐詩研究及輯錄。唐人選唐詩的說法始于明末毛晉,到50年代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唐人選唐詩十種》,依羅振玉所題《唐寫本唐人選唐詩》,首列伯2567寫卷,影響很大。徐俊的工作首先是在全面校理敦煌詩歌寫本後,不再採用《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之題名,認為敦煌所存同類一般唐詩叢鈔、雜寫,反映了寫本時代詩歌傳播的普遍狀態。二是對《珠英集》作了校錄復原（校訂之細節,我還將在談文本形態時說到）,在前人基礎上寫定文本,確知該集兩個寫本存具名作者十一人（另至少二人闕名）,詩五十四首（一首殘,二首僅存題）。三是有關《瑤池新詠》的輯佚。唐後期蔡省風編《瑤池新詠》二卷,是最早專收女性詩人作品的選本,南宋後失傳。徐俊對該集之研究有一過程。首先利用《俄藏敦煌文獻》前期發表的部分,發現“大唐女才子”、“著作郎蔡省風纂”等字樣,確定屬於該集的三個殘卷,與榮新江合撰《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錄》,刊《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續將文本整理,收入《輯考》,凡存李季蘭、元淳詩各七首（均多殘損）。後又得三件殘片,並有《瑤池集》《瑤池新詠集》書題,另與榮新江合撰　《唐蔡省風編〈瑤池新詠〉重研》,刊《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增加吉中孚妻張夫人、崔仲容詩共九首,再在增訂本《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收入新的整理本,使這部失傳近千年的唐集部分恢復了原貌,並提供了幾位傑出女詩人的多篇佚詩,內容極其珍貴。如李季蘭《陷賊後寄故夫》一首,即可見到涇原兵變李季蘭陷逆後的真實想法。更可貴的是,由該集首列四位女詩人次序之推定,也可大致認定《又玄集》卷下、《吟窗雜錄·古今才婦》部分所錄,反映出《瑤池集》二十多位女詩人錄詩的面貌。由於該集序有“況今文明之盛”之殘文,又不收另一位著名的女冠詩人魚玄機,我比較傾向該集編成于宣宗以前,當然目前還不能作定論。若然,則凡該集入收作者之時代可以大大移前。

其次為文本形態研究。中國學者研究文獻學,含目錄、版本、校勘、典藏諸方面,日本稱書志學,除共同者外,較大不同是更關注文本形態的描述與分析,這一做法也更多影響到現代敦煌學研究中文本形態記錄的基本規範。徐俊在《輯考》中逐卷保留文本形態,最大程度發掘文本本身包含的學術資訊。這裡可以舉幾個特別的例子。一是《珠英集》殘卷,包括斯2717、伯3771兩個寫本,相當於原書卷四、卷五的部分內容,前此董康、內藤湖南已有所關注,王重民據以補錄佚詩。徐俊從文本原貌出發,發現在沈佺期之前還有闕名《帝京篇》一首,為各家所失察,另根據《郡齋讀書志》有關該集以作者官班為序的記載,發現伯3771部分內容抄了兩遍,在胡皓第三首詩題《登灰阪》後有斷缺,重抄的喬備前有兩首詩,王重民一併視為胡皓詩輯出。徐俊則指出喬備時任安邑縣令為正六品下,胡皓時任恭陵丞為從九品下,喬顯然不可能排在胡後,因此喬名前諸詩也不可能為胡作。這樣解讀文本歸屬,是有說服力的。再如斯5692存一組僧詩,看得見的題目有《山僧歌》與“亡名和尚《絕學箴》”,但內容不連屬,任半塘因此分讀成近十首歌辭。徐俊仔細分析此冊頁可分為十二片,其中《絕學箴》為後周僧亡名作,即《寶人銘》之銘詞部分,傳世文獻有載,用以與該卷對讀,得以恢復《山僧歌》的全貌。並進一步發現原為折頁裝冊子,類似于近現代印刷之拼版。對這一文本形式,徐俊最初認為屬蝴蝶裝,後來根據宋代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和今人牛達生的研究,確認定名為縫繢裝。這一發現,不僅正確解讀了作品,也提供了古籍裝幀史上的特殊範例。

再次是唐詩民間傳播研究。吐魯番出土卜天壽《論語鄭玄注》寫本後的題詩,70年代初引起郭沫若之重視,但這五六首詩到底是這位12歲少年自作還是抄錄他人之詩,當年曾引起廣泛討論。到90年代初,徐俊和李正宇在全面搜錄類似詩歌的基礎上,界定皆是這些稱為學仕郎的敦煌小學生,根據當時民間流行作品和自己的記憶率性發揮,在課本、抄經和雜寫後的隨意塗鴉之作,統稱為學郎詩,從而揭示了唐詩民間流傳的特殊形態。此後20多年,續有發現,目前我們至少從敦煌存詩、吐魯番存詩,以及長沙窯瓷器題詩、上黨地區出土墓誌蓋題詩中,看到民間傳播的多元分歧狀態。經比讀,至少有十多首詩在懸隔萬里的敦煌、吐魯番學郎與長沙窯工匠的筆下出現。敦煌、吐魯番學郎將熟讀可誦的詩歌寫出來,宣洩自己的情緒,長沙窯工匠則將其抄寫在流通民間的釉下彩瓷壺上,作為商品出售,其中僅有少數出自著名文人的創作,多數不知作者。民間的抄手也沒有興趣去追究到底誰是原創,也不在乎標準文本的嚴格規範,一切都在率興的塗抹中流傳。這一真相的揭示,對理解唐詩在社會下層的流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白居易詩通俗易懂,據說老嫗能解,但老嫗讀到的是什麼文本,世未明言。長沙窯瓷器題詩提供了一個案例,即白之名篇《答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至少可以見到兩個衍派文本：“八月新豐（原作風）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色好,能飲一杯無？”“二月春豐酒,紅泥小火爐。今朝天色好,能飲一杯無？”但第一句從酒色之複雜描述,改為特定時間特定地域酒的帶有廣告氣味的介紹,第三句則從天寒欲雪的氣氛烘托,轉作最直接明白的天色記錄,原詩的風雅蘊藉大大遜色,但似乎下層民眾更願意接受這樣的作品。民間傳播也是研究敦煌、吐魯番詩歌的重要基礎,明瞭乎此,方能理解敦煌詩歌寫本為何有大量著名詩人的作品,並不作明確的作者署名；理解為何敦煌寫本邈真贊兩篇內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居然有不同的題目和作者；理解一些署名名家的詩文,基本可以確定為依託之作；確定書儀、文書、契約一類作品之程式化敘述,其實僅是民間按樣畫葫蘆的摹擬,與有作者歸屬之詩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輯考》一書正是在充分理解民間寫作、傳播之多歧不確定的前提下,完成全書的編排及寫定。當然這也會引起更多討論,文本的最終確認也都會有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此一立場出發,我在徐俊已經提供線索的基礎上,也更願意相信《全唐詩》所收曾庶幾（誤作麻幾）《放猿》、賈島《過海聯句》、張氳《醉吟三首》之一“去歲無田種”等詩,為後人將民間流傳之詩附會到有名人物身上去,屬於唐詩民間流傳的另一特殊形態。

徐俊為作《輯考》,充分利用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存伯希和所獲文書（包括藏文文書）、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文書（包括7000號後文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書,還充分利用了新刊俄藏文書,日本和我國北京、上海、天津、臺北、甘肅各地的公私收藏,於海內外數十年來與敦煌詩歌有關的論著,亦得以全面徵用吸取。《輯考》所收詩歌十九為唐五代作品,多半為《全唐詩》及各種補遺著作所未收。不僅有大量著名詩人的佚作,且有大量敦煌本土詩人的作品。本書所收論文和各類專題文章近40篇,以敦煌詩歌專題研究為主,許多是與《輯考》相關的研究心得,引證之豐沛,考辨之綿密,分析之仔細,發明之新警,讀者當不難體會,就不用我在此贅言了。

徐俊從2003年重新返回書局,先後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和總經理,繁劇的日常事務耽擱了他自己學術研究的展開,但以他的學識與能力,也為書局帶來了新的學術氣象和出版成就,得失之間,真很難判斷。雖然知道在他的立場,兼顧很難,但我仍希望他為中國學術和古籍整理事業大展宏圖,當然更希望看到他個人研究之更上層樓。

聊作序言吧,就此打住。

後 記

本書所收論文、札記、書評三十餘篇,其主體都與敦煌吐魯番文學相關。

1986年前後,因為承擔責編陳尚君先生《全唐詩補編》（包括王重民先生等《全唐詩外編》修訂本）的機緣,我開始接觸敦煌文學文獻,並嘗試對有關敦煌詩歌寫本進行系統普查。到1991年,借助《敦煌寶藏》影印本,基本完成敦煌詩歌寫本的查考和校錄；1995年底,完成《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初稿,並列入中華書局發稿計劃。後經過一再修改補充,於2000年6月正式出版。本書中與敦煌詩歌有關的各篇,一部分撰寫於《輯考》成書過程中,主要針對某一類問題或某一兩個寫卷而發,是輯錄過程的習作；一部分撰寫於《輯考》出版之後,是隨着敦煌文書的逐漸公佈,對《輯考》所作的補充和訂正。與《輯考》內容基本相同的三篇,不再收入本書,列目如次：《敦煌S.373諸山勝跡題詠詩鈔輯考》,《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敦煌寫本〈李嶠雜詠注〉校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關於“禪門秘要訣”——敦煌釋氏歌偈寫本三種輯考》,《吳其昱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在普查、輯錄敦煌詩歌的過程中,我曾取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詞集》、任半塘先生《敦煌曲校錄》和《敦煌歌辭總編》、饒宗頤先生《燉煌曲》等校讀對勘,因而對敦煌歌辭類寫本有所關注和瞭解。在此期間,圍繞中華版《全唐五代詞》編纂體例的討論,以及王昆吾先生《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的編輯出版,我對敦煌歌辭研究的學術史有了基本的了解,逐漸理解到敦煌宗教讚頌作品和曲子詞在體裁、題材及功用上的差異。《輯考》出版之後,2000年末,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專業研究,遂將敦煌歌辭作為我的關注重點之一,試圖以敦煌詩歌整理的經驗和原則,着手“敦煌讚頌集”和“敦煌曲子詞集新校”,並基本完成了有關寫本的比定和作品初校。本書中的《敦煌佛教讚頌寫本敘錄——法藏部分六種》、《法藏P.2506曲子詞鈔——敦煌曲子詞集新校之一》等,就是這項計劃的前期成果。隨着2003年7月我重返出版崗位,計劃未克完成,只能藉此略存梗概。

本書按照論文、札記、書評及附錄編排,論文大致以先唐詩、唐五代詩、歌辭、學術史四個方面分類,各類之中基本按寫作時間或發表先後為序,個別略具綜合性質者置於各類之末。因為各篇文章撰寫時間跨度大,在多數文章撰寫時,還沒有今天這樣便捷查閱敦煌文獻圖版的條件,更沒有今天這樣龐大的古籍數據庫檢索技術,錯訛和局限在所難免。有些認識和觀點,也難以通過局部修改得到提高和修正。因此,收入本書的各篇論文,除統一注釋格式、敦煌文書館藏編號,以及個別文字訂正外,基本保留了初次發表時的面貌。編訂過程中,重點對敦煌吐魯番文獻題名及錄文進行了核校,凡重要訂補,或有新增資料、後續研究等需要說明之處,均以＊號標記,出校予以說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敦煌詞輯校四題》為柴劍虹先生與我合撰,《德藏吐魯番本“晉史毛伯成”詩卷校錄考證》、《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錄》、《唐蔡省風編〈瑤池新詠〉重研》三文為榮新江先生與我合撰,感謝兩位先生慨允將與我合撰的論文收入本書。本書所收論文曾主要發表於《敦煌吐魯番研究》、《唐研究》、《文獻》,以及《敦煌研究》、《國學研究》、《文史》、《文學遺產》等雜誌,部分論文曾提交有關學術會議發表并聽取與會學者意見。在我三十年習學的歷程中,曾得到眾多師友同道的關注和幫助,銘感難忘,謹致以真誠的謝意。

這本寫作跨度近三十年的論文集,對我來說,紀念意義要遠大於學術意義。特別感念的是陳尚君、榮新江二位摯友的長期幫助和合作,二位是本書所涉及的學科最有造詣的學者,也與本書有關篇目的寫作機緣最為緊密。在本書付梓之際,又蒙二位賜序,從學術史的高度,審視過去數十年間相關學科的進程和變化,以及我們在其中所留下的探索印跡,闡發學術,記敘友情,比起對本書的謬許,讓我更加珍視。劉濤先生為本書題籖,同事俞國林、許慶江先生不憚其煩,認真審校,訂正錯訛,使本書少留遺憾,謹此一併致謝。

徐俊

2015年10月5日草於日就月將書室

2016年10月31日校畢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