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高階文化與低階文化的藩籬已經消失,然而,正如同伊格頓的新書所問的：這是否表示我們對「文化」的執迷已經取代了一切？在今天這個什麼都可以的後現代時代裡,我們還有辦法積極地參與政治嗎？當世界有半數的人口每天賴以維生的金額連兩美元都不到時,還可以心安理得地研究《六人行》（Friends）嗎？在今日這種迫切的全球境況中,究竟需要怎樣的新理路？伊格頓的重要著作《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啟發了新一代的文化研究者,並使他成為左派最頂尖的思想家之一。現在,他指出普涵性理論的時代已經結束--並試著找出未來應然的發展方向。細述文化理論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興衰,伊格頓追索令文化理論得以誕生的文化與政治因素,檢驗諸如巴特、傅柯、拉岡與克莉絲蒂娃等開創性的理論家如何從邊緣引出性別、權力、性欲與族群等主題。他對文化理論的得失做出誠實的評斷,就許多對文化理論提出的標準指控加以駁斥,同時卻也指出文化理論對於諸多重大議題乃是保持靜默與迴避的事實。

《理論之後》的戲劇性結論乃是：面對著資本主義新起的全球敘事,後現代主義現在可能已經死去。而文化理論所忽視或否定的--愛、邪惡、死亡、道德、形上學、宗教與革命--正是現在必須積極探索的領域。正如同這本分析現狀的熱情而基進的論著所顯示的,這些主題在當今的重要性更勝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