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没有迎合任何人。人道主义者被我撕破了伪善的脸皮,民主主义者被我驳得体无完肤,惯于奴役别人的,会从我的文字当中读出桀骜不驯,革命家则会因我矢志不移地反平等而衔我入骨,而缺乏宽容、反对多元,这将是自由派人士反对我的理由。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尊重灵魂和生命意志的人士才可能真心欣赏我的著作,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零余者。

在命运女神的私处

大约在十年前,当时我的家庭经历了一场巨变,这使我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把鲁迅著作当作心灵惟一的托庇所,于是,我也像少年鲁迅一样,忽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做一个殉道者,通过切实的行动对于这个世界予以批判。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文学成为我的梦想。然而,到199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却感到很茫然。我不善于编故事,也不能写作轻松的文字,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更缺乏同情,企图通过文字来感染人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就在我彷徨无依的时候,上海师大著名学者王昆吾先生表示欢迎我报考他的博士生。我的确曾经很想进入专门的学术机构,清华、北大的诸位师长也多认为我天赋甚佳,可堪造就,于是我就想：那么,我便去投考博士吧。于是就开始复习迎考,于是报名,于是请了我在北大的两位老师——费振刚先生和程郁缀先生给我写推荐信。两位先生为我写的推荐信我至今珍藏,费先生本来写的是“我谨推荐”,后来又在“推荐”前面添了“郑重”二字,他们还有其他学术界的前辈对我的关爱我永生都不会忘记！不巧的是,当年的上海师大忽然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本科毕业生工作未满六年不予报名,这样,我又只好继续彷徨。2000年的9月,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经卢仁龙先生——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曾得到卢先生无私的帮助——之介,答应帮我办理手续赴台读博。事情开始倒也顺利,然而由于我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台湾陆委会就把我的申请驳回了。2001年的下半年,我重又申请了一次,这次台湾方面倒没有什么意见,旅台证也下来了,却遇到别的阻力,终于没能成行。这样,进入专门的学术机构的愿望又落空了。

进不了专门的学术机构,我并不十分遗憾。子曰：“君子不器。”我在内心深处也并不希望局限在某一种职业,即使这种职业是自己所深深热爱的。然而不能去台湾感受一下古龙先生曾经生活过的环境,不能亲身体验台湾式的华人文化,倒真令我抱憾。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竟能诞生出古龙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天才,诞生出华人文学当中最具有现代性的那些作品——古龙小说？看来,这个谜只有等我将来有机会再去解了。

彷徨是对于思考着的人相当有益的一种生存状况。人在彷徨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很多在通常状况下不会发现的东西。我就在这个时候更为深刻地理解着生存的荒谬性、历史的喜剧性,同时,也就更为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这期间,我曾经遭遇了一次短暂的爱情,而最终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我以前一直生活在大学校园内——前两年是在清华,后三年是在北大,我绝没有想到人心原来可以卑劣、下作、无耻到那样的地步,我这才明白,尼采何以把那些道德主义的庸众唤作“群畜”,它们那没有灵魂的生命的确和畜生没有什么分别。

我很后悔虚掷了那么多的时光。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我纵情于歌,纵情于酒,最终除了留下那些“歌哭无端字字真”的诗句,什么也没有剩下。卢跃刚先生说读了我的诗很诧讶于中国当代文学竟还有如此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东西,余杰称我为当代龚自珍,然而,诗毕竟是一种太过个人化的体裁,它甚至不能给同类的人们以更多的慰藉。我从不怀疑自己是在永不停息地追索真理,但是我从来都对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抱以深深的警惕,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事业我是做不来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人。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绪,我就总是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但在经历了那场奇耻大辱以后,我忽然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已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做一个启蒙者,却可能通过写作,带给更多的生活在寒夜中的人们以温暖。这个世间的确有一群人,他们和我一样,把世界看作意志和表象,把情感当作生命惟一的真实,他们也都和我一样,心灵永远挣扎在深邃之渊。要是那些日子不曾虚度,我会有更多的文字贡献给他们。

我的好友陈朴现已远赴英伦,临行前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道：“个性与良知永远会纠缠着我这样的人,应该同样也更加纠缠着你。我感受着你的孤独,又只能看着你孤独下去,知道你是根本不需要安慰的,安慰于你是一种耻辱。我尊重你。这世界于你太大了,又太小了。它太大,以至于你茫然四顾,不仅找不到一个同行者,甚至找不到一个忠实的听众。它太小,以至于你感觉自己被身边熙熙的人群挤压得马上就要爆发,哪怕这爆发带来的只能是自我的毁灭。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知识分子总在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间徘徊。我为能够勇往直前的你祝福。我甘愿在默默的沉思与祝福中老去。”他却不知道,其实我的内心比他还要懦弱,我不但不敢去改造这个世界,甚至也懒得去适应这个世界,我像哈姆莱特一样,因感受着命运的残酷而选择了彷徨。我心里总有《哈姆莱特》中的一段对白时时浮现,怎么也挥之不去：

HAMLET My excellent good friends!How dost thou,Guidenstern?

Ah,Rosencrantz!Good lads,how do you both?

ROSENCRANTZ As the indifferent children of the earth.

GUILDENSTERN Happy in that we are not over happy.

ON Fortune's cap we are not the very button.

HAMLET Nor the soles of her shoe?

ROSENCRANTZ Neither,my lord.

HAMLET Then you live about her waist,or in the middle of

her favors?

GUILDENSTERN Faith,her privates we.

HAMLET In the secret parts of Fortune?O,most true,she

is a strumpet.

(哈姆莱特　我的好朋友们！你好,吉尔登斯吞！啊,罗森格兰兹！好孩子们,你们两人都好？

罗森格兰兹　不过像一般庸庸碌碌之辈,在这世上虚度时光而已。

吉尔登斯吞　无荣无辱便是我们的幸福；我们高不到命运女神帽子上的钮扣。

哈姆莱特　也低不到她的鞋底吗？

罗森格兰兹　正是,殿下。

哈姆莱特　那么你们是在她的腰上,或是在她的怀抱之中吗？

吉尔登斯吞　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她的私处。

哈姆莱特　在命运身上秘密的那部分吗？啊,对了；她本来是一个娼妓。[1])

200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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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采用朱生豪先生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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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团倔强的火焰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1]加缪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是对这个世界的荒谬有著切肤之痛,一定是在同命运战斗的过程里感受著弥纶六合的厌倦与暗淡如星的悲剧快慰感。同加缪的时代相比,我们的周遭充斥著更多的险恶的群畜和平庸的布尔乔亚,无数的贱民把自己打扮成挚爱世界的先知,他们一贯以正义、道德的名义戕灭著人类最优秀的种群,他们的嘴脸无比阴险,而却无不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面对如此荒谬的存在,聪慧的、头脑胜过一般人的智者选择了冷嘲（如王小波）,而生命意志强健的灵魂却选择了担荷。我在2001年冬天完成《美狄亚——论康敏的悲剧意义以及其他》的时候很负责任地宣告：“世界有了徐晋如,才知道什么是悲剧。”那个时候,我分明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唤。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与那些卑贱的群畜玉石俱焚。我每天都在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生活是否值得经历。感谢那些下贱的东西,它们的仇恨重新燃起了我的生命之火。我发现,惟有贵族所独有的丰富的痛苦才使它们因意识到自己的卑贱而满怀怨恨,也惟有贵族的伟大的快乐才真正使它们心惊胆战。

当我终于不再渴望毁灭的时候,电视里正重播曾经火遍全国的小市民喜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和他的情敌徐万君会面了,我无比震惊于他那平庸的外表下面所隐藏著的深深怨恨,那是无知对有知、卑贱对高贵的怨恨,张大民的笑容颟顸善良,而他说出的话却刻毒得让人不寒而栗。看了这部电视剧,我彻底明白,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罪恶比庸众的猥琐更让人感到恶心,而庸众对高贵和高贵者的仇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任何企图与庸众进行对话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我想起去年九月,一位“王大民”给我写信,也正是采用了与张大民一样的话语方式。“王大民”在对它“以181cm的身高,且身材挺拔,毫无弯腰曲背之相,已属难得,更兼眉清目秀,人见无不赞赏”的相貌作了一番自吹自擂之后,更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有兴趣的时候,只需顺路一转手之间,就有数百元的纯利可得,也曾有过日进千元之时”,末了,它以张大民式的诙谐风格总结道：

因此,虽然输给了我,你也不用觉得有什么丢人的,这就像伊拉克必会输给美国一样,实力悬殊,势所必然。

“王大民”的信给了我一个契机,它让我终于能够满怀激情地梳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全部思考,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字。徐万君或者我本人的遭遇不是我们的个别经历,整个贵族阶级所长期面对著的,就是这样屈辱的现实。面对如此荒谬的存在,我想我必须要捍卫灵魂与知识的尊严,于是就有了《90年代哲学笔记——关于如何界定贵族与贱民的学说》。在这篇充满微言大义的著作当中,我对于知识分子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可以说,《90年代哲学笔记》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纲领,它标帜著知识分子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向历史舞台。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排斥知识精英,一直拿“文人无行”的借口否定知识精英的价值。知识精英本来应该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贵族,然而他们却无时不刻不受到来自群畜和庸众的攻击。我所要为之奋斗的,就是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贵族地位。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知识的尊严、知识的贵族性始终遭到质疑,而那些庸众当中的有知者竟也自甘下贱,否定知识的傲慢,把自己降到群畜的层次。托克维尔这样感慨道：“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著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2]这一感慨同样适用于多灾多难的中国。由于在中国古代,贵族的责任与义务是由“士”来担当的,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之后,今天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具备传统社会“士”的地位,他们的心灵如何才能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伟大？在当代中国思想界,除了我的著作,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发现并解答这个问题,并非因为我有多么聪明,而只是因为我的身上还葆有著未遭戕灭的高贵。

这个集子选录的文章大部分没有可能在媒体发表。其实我在写作每一篇文章的时候都清醒地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会被媒体封杀。它们这样做绝对不会是因为政府的高压,而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太卑贱。在一个贵族作为整体的阶级已经遭到灭顶之灾的社会里,幸存者都是孤独者,我们必须面对来自群畜和庸众的猖狂进攻,我们都必须拿起武器。在那些贱民中的有知者所吹响的号角声中,群畜早就发起了向我们的进攻,然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应意识到,它们的内里无比孱弱,它们的心灵充满自卑。我们当以遭到攻击而骄傲,因为如果群畜也开始欣赏我们,那只说明我们也已变得卑贱！

由于某一不可控的因素,本来应该在2002年8月就和读者见面的这部书现在还在我的电脑中沉睡。不过这倒使我能够在本书中补入《那些人道主义的杂种们——9·11事件周年感赋》一文。同时,我把原先失载的少作《二十自序：我本零余》录为该书第六编开宗明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明,尽管在七年前我虚岁二十岁的时候思想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成熟,然而我所坚持的价值、所坚守的高贵,从来没有丝毫更移。我不是在以学理而是在以阶级性为出发点进行思考,就凭这一点,也应该把我同中国当代所有的其他思想者区别开来。

在墨漆沉沉的黑夜里,我将是一团倔强的火焰,悲怆而欢欣地燃烧著。

200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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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西西弗的神话》,中译本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2月

[2]《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