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瓦尔特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他代表了欧美主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倾向。肖瓦尔特兼容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及20世纪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即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度研究妇女的处境,又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女性的心理层面。

统计数字表明,英国精神病人管理制度化的比率开始下降,就在这时,埃莱恩把疯狂政治化了,与疯人院里的梅毒性精神病相似,当早发性痴呆不再那么具有毒性的时候,他似乎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疾病。1954年,英国的精神病医院的数量高达14800所,精神病人的比率是33.45%。人们相信,依赖于安眠药、吩赛嗪等这类镇定剂和抗心理药以及政府的团体性政策性为,会稳步减少受助毒化管理的病人人数。1961年,当时的卫生部长埃诺克*波威尔语言,在今后的十五年间,“精神病医院的数量......将会下降一半.....长期病人将减少到零”疯狂作为病人的主要病症从疯人院转移到一般医院的心理科,或者被释放到公民大众中间。到1971年,政府报告《对精神病的医疗服务》非常肯定的语言了“精神病医院体系的完全废除”,卫生部长凯西*约瑟夫先生宣布,由于医药的革命,心理疾病、神经病症和痴呆症的治疗已经有了彻底的改观。人们入院时精神紊乱,出院时就痊愈了,1977年,卡姆登和爱林顿卫生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弗莱恩医院应该在规模上有所缩小,变成一个收容老年长期病人的小医院。似乎慢性英国并终于结束了。

那么,妇女病的漫长历史又是如何呢？对精神病进行医学管理,是那些成千上万的妇女由于受到制度化的管理,过上了正常合理的生活,否定这方面的优点是愚蠢的。然而,对疗法充满乐观主义的早期信者,这个阶段仍然面临着难题。现在妇女变成了服心理药服的主要病人；70年代末期的研究表明,病人中21%的妇女和9.7%的男性接受了这种药物疗法。从另一方面讲,政府骤减了对精神病机构的资助,把“家庭”及“团体”照顾病人的重担转给了妇女,使他们为了残废无能的亲属,通过强化古老的性别分工来削弱精神管理机构的专职和垄断。如果妇女仍然在精神病人和家庭看护中占多数,而女性心理学家、管理者和政治家仍是寥寥无几,那么,妇女仍然无法参与的决定仍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妇女仍然是不幸的。/

再说,精神病的新疗法和非机构化似乎对精神病人及妇女的文化形象没什么影响。本世纪80年代,奥菲利亚仍然是一个可爱又痴呆的女孩。她服了使她耳聋的丸药。在坎贝尔的家庭中,疯子简是一个抑郁的年轻母亲,有一个私生子,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他经常哭泣,服用镇定剂。卢西亚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个移民,受丈夫虐待,有时还有谋杀自己孩子的念头。在当代的实践中,以血治疗只关心妇女的病痛,而无视病痛的原因。我们可以预言,如果“抑郁”被看作是一种无确定意义又可用来包容各类疾病的范畴,那么,对于下一代来说,将会出现另一种妇女病,取代“抑郁症”的位置。

未来最大的希望是女权主义的疗法运动。70年代,妇女第一次走到一起。向传统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和医学范畴发出挑战,提出了女权主义的心理疗法、妇女资助团体和政治行动注意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女权主义妇女心理学已经在母女关系的分析中发现了他的起点。追述女权主义疗法运动的历史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他们所作的工作则是未来理解妇女、疯狂和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发展心理学理论,通过赋予女性权利,提供真正改变的可能性,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根本。在精神病学的全部历史上,曾出现过男性解放者---皮涅尔、康诺利、查考特、弗洛伊德和莱恩。他们提出将疯女人从他们囚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又是他们落入愚蠢而言女的医疗实践中,然而,当妇女被男性代言而非妇女为自己而演说时,这种解放的戏剧只能是下一场囚禁戏剧的开场。如果妇女不亲自打碎锁链,这种锁链是疯狂成为妇女病,正如布莱科所言,它是一种“心造的枷锁”,那么,仅仅将这种锁链翻新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