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他和范用拍板,出版《干校六记》,

2011年,他大热天伏案,写就《平生六记》。

一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

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

是妇人之仁,还是良知未泯？

本书是曾彦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曾老是高级干部中少数头脑清楚、没有被革命锻造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他晚年常自庆幸的,是平生未整人。这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这本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名家推荐：

良知未泯。

——周有光

曾彦修老人《九十自励》诗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这本书里讲的是,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值得一读。

——吴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动摇。1957年他成为当年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对他的信赖并未动摇。老人现在年过九十,依然写作不辍,为文充满朝气,诚为文坛奇迹。渴望看到这位在任何荒唐面前永不退让的老领导更多的作品。

——沈昌文

精彩文摘：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前记》）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前记》）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 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反右记幸》）

对全社的“反右”是另外的战场,据说是由文化部某个副部长来主持的。这时,一切政治运动似均已大获全胜了。于是号召全国上阵,翻墙倒屋。爬上屋顶,手执长杆,挂一破布,不断挥舞,口中“喔喔”不停,用以驱赶麻雀。有人发现,黄昏以后,麻雀还远未死尽,又昏昏沉沉地掉到屋顶上了。聪明人又生一计：三班倒,反正人力是使不完的,比麻雀好办得多。使各种飞鸟在天空飞翔二十四时,不让休息,不能进水和食物,那是非力竭坠地身亡不可的。这时,对我的专门批斗似已告结束,我就说,我到屋顶上打麻雀去吧。批准后,我就天天爬上屋顶,大打其麻雀。其实哪里还有麻雀可打。但我在屋顶上自由极了,那时北京还没有一座高楼,在屋顶上四面一望,北京市都到了眼底,真是一大奇观。我这一打,就什么都忘了。别人则以为这是对我的处分,也不敢管。于是三天的任务,我就打了七八天,甚至十来天。单位忙于斗“右派”,哪还注意到我。有谁一想,怎么好久不见这个人了,是不是出问题了。于是派人立即骑车找我。时我正在屋上“喔喔”地赶麻雀。找到我的人怪我为何早不下来,任务只有三天,你怎么一直打呢？我说,我不知道呀！我以为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呢,就一直打下来了。（《反右记幸》）

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民都必须放弃自尊心的时候,这个民族恐怕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

我写此时已进入九十五岁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升起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但那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主义”,却令人永志不忘。

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此而不改,一个民族的尊严何在？

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反右记幸》）

顺便说一句,大约1984、1985年,承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多次打来电话,要我去领回我的“材料”。我未去领。那时,从我的住处上无轨电车,五分钱,就可从我的门口到他们的门口。有一次,我说：“我不领了,下次运动时我可少写点。”我那上面没有伤及别人的一个字。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我有此把握就不去领了。（《反右记幸》）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

1919年生。1933年入本县叙州联中读书,1935年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1936年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初级练习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联中（石室中学）读书。1937年12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41年夏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