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的成熟度已经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的要素禀赋变化并不能对这种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统计变化做出强有力的解释。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传统进出口贸易统计分析均假定一个产品的生产是在同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完成的,生产要素不可以跨国界流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比如国际直接投资被视为会替代国际贸易）；同样,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的新贸易理论也不能强有力地解释发达国家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因为该理论所假定的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偏好和相似的人均购买力水平也不能成立。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来解释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

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渐成热点,他们以不同的概念研究同一种国际分工和贸易现象并建立了包括一般均衡分析在内的不同理论模型。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几个主要缺陷：一是没有建立一个逻辑连贯一致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国际分工从产业间演变到产品内的路径,也没有指明国际分工未来的发展方向；二是没有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三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理论模型分析、全球或区域分工分析、投入产出表分析等方面,迄今为止,尚无学者从零部件进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状,而在假定服务环节的分工数据不可得的前提下,零部件研究角度可以最直接、最直观、最真实地反映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状。

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外贸增长——理论实证与对策》作者蒲华林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加工贸易和零部件进出口统计数据等资料,在梳理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国际分工演变路径／轨迹的“要素禀赋差异一专业化经济一交易效率（ESE）”模型,总结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在全球生产网络组织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三维框架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详细分析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状、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获取的价值和利益。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外贸增长——理论实证与对策》的基本结论是：以零部件进出口为主要载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但是,无论是制成品还是零部件国际分工,中国获取的分工价值和利益都非常微薄。为此,笔者提出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国内价值含量、增进中国国民分享国际分工福利、实现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