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的近代日本,儒学遭遇了“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夹击,它被作为“东洋伦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国民道德论”,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以为由此便可抵御西方精神污染,进而实现“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亚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论致力于探寻“日本性”,便与此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