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茶产业正处于初创期,商业发展比学术研究步伐快、机会多,某些诉求比较激进,物质与功利的现实需求很旺盛。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说,既要对本地发展有所促进,也要对一些现象保持清醒和警惕。因为在本质上,文化层面的扎实研究对于商业发展的推动是隐性的,是缓慢的,但更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不能一味强调文化上的独特性,丧失了学术品格的端正与严谨,盲目拔高,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不但对学术研究是伤害,对文化传承也丧失了基本的道义和责任感。这不但是我个人需要警醒的,也是泰山文化研究界乃至整个茶文化研究界需要。

因为一个地域能够在历史长河当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大致需要几个客观条件：

首先是茶叶本身,包括种植、加工、商贸和品饮等多个环节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影响,历史上主要的产茶区如川茶、浙茶、闽茶、湘茶概莫能外。相比较而言,整个北方,因为缺少茶叶种植,除了作为历代古都的北京,其他地域似乎并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茶文化,单凭饮茶文化和茶民俗不足以涵盖。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茶文化仍然显得很单薄,甚至内涵匮乏,更多处于概念层面。

其次,从政治上看,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演变为人身依附的政治哲学,这是从宋元到明清时代,茶文化往往由王公贵族自上而下推广的根本原因,但茶在封禅祭祀等正式场合中,其地位远不及酒。从经济上看,自宋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更导致茶成为休闲文化而不单单是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仓禀实而知礼节,茶艺、茶道、茶礼在北方难以成为主流。再从军事上看,北方较南方战祸更甚,百姓生活艰苦。生灵涂炭的结果导致北方人更重现世,南方人更重精神,这也是茶文化兴盛于南方不可不察的原因。因此,一提到北方茶文化,人们想到的是民间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风雅文化、休闲文化,这是泰山茶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三,茶文化是地域文化和历史的浓缩,也是风土人文的显现,北京的八旗子弟,四川的市井小民,杭州的文人墨客,湖湘两广的行商坐贾,都是本地茶文化的代言人,但归根到底,茶文化要靠文人来予以物化、实体化、具象化。但泰山不具备这个条件,泰山对文人墨客来说,是一个旅游景点,极少有人静下心来,从细枝末节之处审视泰山本身所具有的、除了政治功利、历史绵延、个人得失之外的自然之美,与庐山、九华山、衡山、峨眉山的自然之美不同,泰山并不是文人的终极审美对象,它只是一个物象,借机发挥才是根本目的。泰山有大美,无人敢言说,泰山茶文化受此局限。

出于上述原因,虽然已经形成了接近十万字的研究报告,但是泰山茶文化研究目前仍然处于探索与整理阶段,需要充分利用泰山文化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源,继续搜罗与帝王封禅、官员宦游、文人唱和相关的文学与历史资料,方能夯实泰山茶文化的研究基础。

也因为如此通过现有的研究结果,我发现,泰山茶文化研究尚有继续推进的空间,有几个研究领域值得进一步开掘：

其一,泰山是古代齐国与鲁国的分界线,是南北必经之路,自唐以后,文人通过陆路北上京师都要经过泰安,诸多文人官员都会借宿灵岩寺。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极高的千年古刹,灵岩寺有可能发掘出泰山地区更重要的茶禅文化资源；

其二,北方农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泰山这个地区的百姓们小富即安、不爱思辨的性格缺陷,而茶的精神、特质恰恰是某种哲学的体现,特别是与中国禅宗与道家思想的结合。相对于泰山地区重伦理的儒家文化传统,茶文化是一种更强调平等、互利,是一种基于交换的商业文化。茶更强调平等、互利,这是一种基于交换的商业文化,千百种茶树,千万种工艺,但各有千秋,各行其道,这本身和中国长幼尊卑的伦理思想有冲突,因此,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从地域文化与政治观念入手,探讨北方茶文化也是一条可行之路；

其三,当代的泰山文化艺术界对于泰山茶有所偏爱,利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来烘托泰山文化,共同促进泰山文化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泰山茶文化的深度传播,也是一个既结合基础研究又能应用到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