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

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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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经典史籍,对后世影响至大。其中孔子所删述的《春秋》以“微言大义”以寓褒贬而著称于世。为《春秋》作传之书,流传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从写作时代和流传情况来看,《左传》作之虽早,在汉代却未立于学官,至三国之后其学始大盛；《公羊传》、《穀梁传》作之虽稍晚,然以其为今文之学,于西汉先后立于学官,甚为汉代学者所重视。<br />

虽然《穀梁传》和《公羊传》同是以问答式解释体阐发《春秋》经义,又同属今文经,但对《春秋》文义的理解却是异大而同小,并常有互为诋讦违逆之处。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学者也往往互相驳难,企图压倒对方,以便在学术界取得正统地位。恰好,历代统治者也需要对这两部书加以品评取舍,从中确定一部权威的解释《春秋》的范本,来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务。这就产生了历史上《公羊》学和《穀梁》学数次争立学官的局面。尽管《穀梁》学总的来说敌不过《公羊》学,但由于它重在宣扬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重视礼治,提倡礼教,较之《公羊》学直截强调拨乱反正,对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要温和一些,在社会稳定之时,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汉宣帝倍加青睐,使《穀梁》学大盛,在一段时间内取代了《公羊》学的正统地位。<br />

另一方面,《穀梁传》和《公羊传》都属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侧重点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统治者可以对它们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汉代将它们并立学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传》列为“九经”之一,宋代把它列为“十三经”之一。总之,《穀梁传》作为“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儒家经学典籍,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家经典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学术和道德观念带来了很大影响。<br />

具体说来,《穀梁传》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br />

一是它宣扬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人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一。西汉把《穀梁传》视为对头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撰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主要是阐述《公羊传》之说,但也有多处采用了《穀梁传》之义。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而《春秋繁露顺命篇》中除改动个别字词外,基本上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下来。东汉郑玄《六艺论》指出：“《穀梁》实兼《公羊》之长而鲜其弊,其说之纯正,七十子之正传也。”而论其“纯正”之说,大抵本于《春秋》义法,大力倡导诸如宗法礼制、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贵礼贱兵等思想观念,往往深得后世的重视和肯定。如《穀梁传》倡导的民本思想,晚晴学者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卷下指出：“贵民重众,为《春秋》最大之义,而《左氏》、《公羊》皆无其说,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独又千古者也。”此说甚是。反观史籍,《穀梁传》的思想确实也被经常引用。如《宋书礼志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穀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这是明引《穀梁传》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还有暗用《穀梁传》之义的,如《晋书温峤传》：“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执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温峤所说“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二句,当是化用《穀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这几句而来。<br />

二是《穀梁传》学风朴实、不言妖妄,下启东汉桓谭、王充反谶纬之学,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在三传中,不但《公羊传》喜言妖妄,《左传》亦多叙鬼神之事,在这点上,《穀梁传》是较胜一筹的。《穀梁传》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真正做到了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很不简单。另一方面,《公羊》为齐学(公羊高为齐人),《穀梁传》为鲁学(穀梁赤为鲁人)；《公羊》兼传《春秋》的微言和大义,《穀梁》则只传大义。我们知道,《春秋》用极简练文字,概括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裁断,体现作者的政治规范和道德准绳；所谓大义微言,就是体现在《春秋》里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级观念。分开来说,大义指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大义能从《春秋》经文的字句分析出来,所以显而易见；微言则出于主观的推测,不能从文字上来直接推求,所以隐而难明。因此,这也正证明了鲁学的朴实、齐学的夸诞。<br />

三是《穀梁传》对《春秋》的阐释,成为历代注释家注解典籍的训诂材料。如《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的孔颖达疏,《周礼》、《仪礼》的贾公彦疏,《公羊传》的徐彦疏,《论语》、《尔雅》的邢昺疏,《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都有多处引用《穀梁传》。此外,从典籍文本的内容上看,《穀梁传》作为正文训诂的一个范式,已初具后世训诂学的规模,在训诂内容、方法和术语等方面,都为训诂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留下优良的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br />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许正如章太炎《訄书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穀梁传》在儒家经学殿堂中向来殆如附录是事实,《穀梁》学向来属于“孤经绝学”也是事实。清人廖平在《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之《自叙》中曾坦言：“《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于是他冥心潜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传》,以《史记》为主,会通《三传》,专求大义,明辨义例,详考礼制,十易其稿,终成名作,使几成绝学的《穀梁传》又得以恢宏开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学虽得到最后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师廖平的倾力扶持,但也只是辉耀一时,之后不久又渐成绝响了。因此,今日学者倘无“扶微补绝”之心,苦心经营,那么重振《穀梁》衰颓之风恐怕又将是遥遥无期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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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是在综观中国典籍文化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穀梁传》的源流、地位、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不难发现,这部经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起过较为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对这部经书的研究鲜有其人,以致今天的一般读者对它知之甚少。<br />

本书的目的,力求在对《穀梁传》这部古老经书的来源、名称、作者、成书时间、流传过程、研究概况、兴废原因、文章风格、传经特色、思想倾向等作比较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澄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问题,并在必要处提出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读者能够重新来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更有意义的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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