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第19辑)》容纳了百余首古词,可贡广大诗词爱好者赏读。在四部分类的集部总集类裹,包含了性质很不一样的两类,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类指的是全集,也就是把范围内的作品全部网罗收录进来；还有一类是选本,即把重点放在作者作品的挑选上。关于后者,往往也产生了作品因此得以传播后世的意义。而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的话,挑选什么样的作者、作品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因为这里能昭示编者的见识和文学观,所以比起阐述理论和批评的文章来,选本往往成为更重要的资料。特别是在中国,“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文学应该表现什么,比起抽象的议论（空言）,实际的作品（行事）是更为有力的方法,故选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宋词来说的话,作为全集,如果想把现存宋词全部收录就要编纂《全宋词》。作为先行者的是康熙御定《历代诗余》、朱彝尊和汪森编的《词综》等,尽管说是选集,但能强烈感觉到想把元明间散佚的宋词收集起来的意图,旨趣上与全集相近。与此相对,把重点放在挑选上的选本的编定,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曾恺的《乐府雅词》、黄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的《阳春白雪》、周密的《绝妙好词》等选本,从书名可知,其意图是要挑选优秀的作品。到了清朝,出现了揭示特定词学思想的词派。因此,作为词论的具体表现,开始自觉地编辑选本。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等是其中的代表性选本,正如后面所述,具有非常个性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