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一书系张岂之先生、赵馥洁先生任学术顾问,田文棠先生主编的《长安礼学文库》（第一辑）5本中一本。全书25万字,着重研究长安各种佛典与长安佛学的内在关联,侧重从长安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研究长安佛学。作者力图建立长安佛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即从长安佛学同先秦、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关联来说明长安佛学在长安思想发展史的地位、作用、发展历程以及长安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途径和理论表现形式。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经典分析方法,即采用长安佛典某一类型的经典为代表,进行细致、严格的分析,由此得出既典型又带有普遍性的结论。作者在书中致力于历史的、哲学的、文献的综合考察方法,并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由此综合而又纲要性地全面考察长安佛学。

作者在本书中,力图展现的核心观点是：长安佛学具有极高的思辨性和理性,而长安佛学的理性使之同南方佛教的禅宗得以区分,长安从来不是禅宗盛行的地区；长安佛学的创造性解释,这是中国佛学,特别是宗派佛学的共同特征,但其产生（鸠摩罗什门下）和光大（以华严佛学为代表）都同长安佛学密不可分；长安佛学的批判性和包容并蓄,这是盛唐文化的特征,长安佛学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长安佛学的学术性和民众化密切结合,这是由长安佛教盛行的历史阶段帝王的支持、高僧的学术活动和佛教实践、民众的信仰和参与共同实现的；长安佛学蕴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和学术对话的价值,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同传统文化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中,通过理性的学术批评和自我调适,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达到同社会总体、主流价值观的和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保留自己的独特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对当代世界的宗教对话和文化对话提供了值得挖掘的宝贵文化遗产。

本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文化的角度重新阐释长安佛学的根本特征,这个特征不是抽象地从原则出发,而是通过从原典的细致分析而概括得出的结论；

（2）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概括了长安佛典翻译的方方面面,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重大贡献；

（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长安佛学（将范围严格地限制在长安佛学范围内）的典籍分为译典、经序、“论衡”（护教）、经录、教史、注疏、撰述等七类,全书并在此七类的基础上对长安佛学展开分析,从不同侧面考察长安佛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作者对长安佛学研究范围、对象、研究方法所做的初步尝试；

（4）在对“经序”的分析中,作者在对经序类典籍的分析中,试图勾画长安佛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佛学所关注的不同内容,其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写作过程的深层分析,揭示了唐代三教关系的基调和走向,重新阐释了玄奘翻译经典的历程和唐代帝王对佛典翻译工作的定位,当属学术上的一大突破；

（5）书中对隋代三部佛典经录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白；

（6）对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几个“总论”的分析,特别是“义理总论”的分析,对揭示长安佛学特有的理性特征有新的论证；

（7）对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第一卷的分析中,最细致地分析了华严佛学的理论出发点,对于华严佛学的诸如“缘起根据”、体用关系、解释学特征等做了全新的探索；

（8）对佛学“判教”理论的界定、理论结构、特征、意义做了全新的阐释；

（9）通过对唯识宗和华严宗判教理论的分析,得出了中国佛教判教理论围绕“佛性”理论展开和论述,“判教”和“佛性”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重大结论,由此出发重新阐释判教理论和佛性理论有可能使得佛教中国化的课题走向深入和全面突破。

（10）在对唯识宗判教理论的分析中,批判了近年来学界将其简单化为机械的“三时教”的理论,强调唯识宗“三时教”判教理论的不同表述形式,是“时”、“理”、“机”的有机结合,自身有着理论自觉和发展历程,反对将其简单化为印度瑜伽学派非判教理论的“三时教”的重复。并由此展开对“印度佛教无判教”说的全面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