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一般而言,关于女秘书之前上司的一切,不至于撩动人们的好奇心。我当过3年希特勒的女秘书,这之后,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人问：“您说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从无例外,第二个问题随即跟上：“贴得那么紧,他可对您私下里说过什么没有？”而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大扫其兴,或者他们干脆就不相信,我既没有见识过希特勒举世闻名的歇斯底里,也说不出希特勒到底有没有嚼食地毯的嗜好。我当上希特勒的女秘书,并不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因为我在纳粹党内从来安分守己,顺服上峰。或多或少,只不过出于偶然。

如果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我不会选择当希特勒的女秘书,而该顺应我原来的梦想,走舞蹈演员的路。但愿,在此将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就能理清我的思路。我与妹妹早年都上过体操学校和舞蹈学校,那时我从不怀疑,将来的职业也无非是体操或舞蹈演员。不幸的是,我们太穷了,从舞校一毕业,我就得考虑,在这年纪上,我得尽快赚点钱养家。那时候,我把世事设想得太美好太轻松,当个办公室文员,待遇颇丰,足以负担我上业余舞校的费用。然而这世界并不如我所想象地那么简单,比方说,得找一家公司,既给丰厚的薪水,又给我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培养个人爱好。不过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雇主,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至于工作本身,我是绝无一丝兴趣的。我只想,文员的饭碗,反正不会长久端下去,那满塞着打字机的世界会让我忍无可忍,总有一天,我会一走了之。当然,首先得参加舞蹈考试。那年,战争开始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势的束缚,每个人都必须把义务放在首位。所以我也得放弃经济上的考虑,而服从国家的利益。1941年我顺利通过了舞蹈考试,又与公司打了一场辞职的拉锯战,公司坚称,职业选择和岗位限制根据《德国生存空间新法令》,以国家意志的名义,纳粹党对职业分工的设想和计划都作了规定：上岗和换岗均受控制,并以“职业义务”为准绳。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只能并且必须做那些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现在国家明明紧缺女秘书与速记员,不需要舞蹈演员,舞蹈演员纯属多余。我那年都21岁了,战争却不见得会闪电结束,看来还会持续很久。再过几年,千辛万苦练出来的灵活四肢,不免要生锈了,最后我只好埋葬了舞蹈演员的梦想。也许梦想肥皂泡的破灭,也不全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对那家公司和那个上司,我可是憋了一肚子气,辞职未允,还受了一顿谩骂,说我满心个人主义,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公司总算放我离开那岗位后,不管再出多高的薪水,我也不愿意回头多望一眼。从此,生命中的雪崩滚滚而来,到1945年在柏林,几乎将我整个儿卷入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