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导言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中,作者刘福春将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一共9首白话诗,视为新诗诞生的明确标志。这种认定,主要基于那批作品在语言和形式两方面所做出的革新,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潮流效应,有着整体性的视野。另一种方案则选择了胡适于1917年2月发表的那8首诗,作为汉语新诗的起点：一则是因为它的时间更早,且作品已形成规模；二则是因为胡适本人对白话诗确立的鼓与呼、对新的文学观念的倡导,以及由此而开的一派风气,称得上是新诗早期得以挟“改良”浪潮和“革命”风雷健壮成长的一大缘起。

在大多数当代诗人眼里,后一种方案的认定似乎更易被接受。因为早一点“适逢其会”总是激动人心的,哪怕只早那么一年半载：汉语新诗已届百年了,而我们赶上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个象征性的纪念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大家还沉浸在谈论诗的“意境”、“抒情”和“唯美”的氛围里,对诗的认知还建立在唐诗和宋词所施加的印象之上,中小学的课本里选取的汉语新诗并不多,而老师们的讲解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大的吸引力。白话诗也好,新诗也好,（汉语）现代诗歌也好,这个东西的不同名称,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与其深入阐发、玄言以示,不如干脆借助于具体的作品,将之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通过对具体篇目的阅读与感知来说明。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对这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选择与导读,来为读者诸君呈现出它较为真实全面的面貌。但是,本书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现代诗人们于1917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写下的诗作,截断众流,取了百年中的整整一半时间段,作为作品选编的上下限,而放弃了文学专业学科里通常以1949年的政治节点作为分别“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线的方法。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政治气候的分野与文学风气的分野往往并不重合,部分1940年代即开始现代诗创作生涯的诗人们,在“十年浩劫”前,依然有延续既往文学路线的创作,譬如近年来在学界愈发显得重要的朱英诞和吴兴华。另一方面,在1966年前,虽迭经共和国初期的诸项“运动”,汉语现代诗的元气却未全部散尽,尚能于时代“主流”的声音之外,默存一段专注于语言、技艺、世道、人心、情感或态度的“心史”。至于1966年之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以及“文革”结束后,基于文化启蒙思潮而兴起的新诗潮运动（遑论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则非本书所能笼括,当交给丛书中的另一种,即《当代诗歌选》,来担当重任了。

和生机勃勃的当代诗歌现场不同,本书所指的“现代诗歌”,皆已走入历史,足以定论；而它们的作者,基本已作了古人（天佑诗国,郑敏先生及几位台湾诗人尚健在,只是年事已高）。不过无论如何,对这些诗人及他们的作品,都算经过了时光的淘洗,走出了人事的纷扰,而能更大程度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所以,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被现代文学史家及学者们所事后认可的一些“流派”（当代诗人们自我认定和声称的“流派”不足为据,但沉淀下来的文学史认定足资参考）,从中遴选出影响力大的代表性诗人,并兼顾部分并不入任何“流派”的优秀的诗人。

于是,在本书中,诸位能读到白话诗时期的“尝试派”诗人作品,能读到19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或“湖畔诗群”诸人的诗。接下来,还有活跃于1930年代的“新月派”、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早期象征诗、以《现代》杂志为园地的“现代派”以及“革命”立场浓郁的“七月派”。随后是将汉语现代诗推向一个高峰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国新诗”群（包括被称为“九叶派”的九位诗人）,以及“现代派”后期在“沦陷区”的孑遗。收尾的则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随之赴台而在台赓续现代派传统的部分诗人。

相比于一般的现代诗歌选本,本书选入了几位“抗战”时代的“沦陷区诗人”,他们或心怀故国、感时伤事,或于时代的主流抒情之外开拓另一番内心天地,都值得读者诸君加以关注。除了选择了几位台湾诗人的作品外,对在1949年后旅居美国的诗人艾山以及他创作于1960年代的诗作的选择,也是本书的别出心裁之举,或可聊备一格,展现现代诗歌的多元格局。

全书选取了近百位诗人,人均一首作品,不以入选数量定诗人的文学史地位,而旨在一种较为全面的呈现。诗作的目录排布,以作者的生年为序, 既与整个丛书体例一致,亦算是应和了吾国惯有的“齿序”传统。另有两个例外：1、由于才学、视野有限,两位“沦陷区”诗人的生卒年未查询详实,故将之列于最后；2、作为汉语现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并不受“齿序”的限制,而依然将之列于卷首。特此说明。

排除汉语古典诗词及其美学带给你的影响,抛开一切先见,开始诸君的阅读旅程吧。至于不当之言、疏漏之处,文责在我,恳请海内外方家教正。

编著者 于2017年2月,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