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加拿大,经济发展迅猛,政治地位亦同步上升。这一时期正是“七人画派”的萌芽时期。彼时的加拿大,尚未完全脱离旧的殖民体制,文化上又遭受着欧美文化的侵袭,真正的本土视觉艺术资源十分匮乏,加之加拿大人口多由土著人、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具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移民社会,故文化上缺少统一的、深厚的文化背景。

就在这个世纪之交,艺术家们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以图像“表达一个新的国家与新的人民”,他们坚持他们所见的加拿大不像过去的画家带有“殖民地眼镜”所描绘出来的加拿大,此时“七人画派”的成员之一J.E.H麦克唐纳说的话便清晰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我们将精神集中在土地和行驶的车辆时,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草原上的天空,……这种狭隘的实际观念使加拿大艺术缺少任何的理想主义。这种实际观念认为艺术毫无用处,毫无必要,但它却把拥有昂贵的外国艺术品看成是物质财富的习俗的象征。”

麦克唐纳的话语中无疑反映出对当时加拿大民众对待艺术的观念的失望之情。这种面对被殖民同化的危机所表现出的失望以及要改变现状的愿望集中于“七人画派”的艺术观念中,在这一共同的艺术追求的影响下,“七人画派”的成员们走到了一起。

在1920年“七人画派”正式成立之前,加拿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导致加拿大的画廊失去了赞助人,艺术家们不得不走上街头寻找工作,期间,杰克逊回到蒙特利尔参军,汤姆森在阿尔贡金贡园淹死,其他几个成员也遭受重大变故,麦克唐纳心脏病发卧床不起,哈里斯因其胞弟的去世而精神不振,然而,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面,保守派画家们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诋毁,这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将观点、目标相似的艺术家正式组织成一个自己的团体,他们才能更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1920年春天,“七人画派”正式成立,这个画派没有固定的机构,成员之间是一种兄弟般的关系,这个画派的成员有：富兰克林•卡尔米歇尔（1890-1945年）、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1885-1970年）、亚历山大•扬•杰克逊（1882-1974年）、弗朗西斯•汉斯•约翰斯顿（1888-1949年）、阿瑟•利斯麦尔（1885-1969年）、詹姆斯•爱德华•赫维•麦克唐纳（1873-1932年）、弗雷德里克•霍斯曼•瓦利（1881-1969年）、托马斯•约翰•汤姆森（1877-1917年）。由于共同的兴趣与追求,成员们在一战之前就已经走到了一起,他们曾经一起在多伦多一家著名的印刷设计公司Grip Limited工作过,大多来自同一城市,有着相同的经历。在战争之后,艺术家们开始旅行,在旅行中发现和感受大自然,他们越来越关注绘画与生活的关系,这一画派的形成是由于国家艺术运动产生的,画派的本身也表达了在世纪转交时加拿大的新财富和新志向。

“七人画派”的成员们一直努力把加拿大的风景画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带有独特色彩的风景图式,在人口稀少、幅员辽阔、具有独特地形、颜色和光线的北部史前大自然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所在,那就是加拿大独一无二的山川和丛林。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是一幅人类未曾涉足的原始地区,免除了人类和工业的存在,同时成功的将欧美工业时代的烙痕摈弃在外。

这对于加拿大的绘画艺术,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正如戏剧家埃尔曼•沃顿（Herman Voaden）在1928年所说的,“艺术家们特别是‘七人画派’是勇敢奋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从我们国家的山河中找出新题材,并发展了新的技术来表达……”,无疑,“七人画派”成员们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绘画作品本身。

“荒原之地——加拿大风景画和七人画派作品展”是由文化部和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共同主办,中国展览交流中心和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承办的大型对外交流活动。该展览于2001年4月开始在北京举行,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展览活动,是“相约北京”这一中国政府举办的一项集广泛性和多样性于一体的国家级文化艺术活动中的系列活动之一,先后于北京的炎黄艺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和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了巡回展览,在“荒原之地——加拿大风景画和七人画派作品展”中,观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加拿大辽阔的国土和连绵的山川,还有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坚定果断的民族精神,也为中国观众提供了一个欣赏加拿大艺术精品,了解加拿大艺术的难得机会,更重要的是,“七人画派”作为加拿大绘画史上重要的风景画派的代表,他们通过自己独特、创新而逼真的艺术想象,发展出真正能够代表加拿大民族精神的、全新的加拿大本土的视觉艺术,从而影响了几代艺术家,其重要的艺术地位不容忽视,而这种创新精神,亦需要中国艺术家的学习和借鉴,因此这次画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次展览得到了中加两国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相信这样的展览以后还会更多,而此次参观了这个展览的观众都将对加拿大艺术的过去与现在产生更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