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物证史、以物见人的民俗志研究。该书以岭南南番顺地区特色丝绸制品“香云纱”传统技艺之百年变迁为主线,展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宗族与统治者、生产者与贸易商、消费者与文化媒介是如何相互作用,在各自的立场下推动香云纱成为“时尚的传统”这一物质的生命变化。该书尝试阐释文化资本推动南番顺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探讨各种力量在社会变迁中的干预作用及有效性,从而借助香云纱丝绸制品的“小传统”折射出岭南南番顺百年变迁的“大社会”。

该书借助岭南近现代缫丝业、晒莨业发展的史志和地方文献、族谱、晒莨业的历史影像、香云纱生产工人的口述史等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论述分析,采用人类学田野调研的方法,以现代民俗志的方式呈现“香云纱”的生命史。

在逻辑结构中,该书随着随着田野调研的推进与口述对象的阐述,从四个层面 “权力与文化” 的相互推动中展开香云纱丝绸制品的民俗变迁史：

其一,政治权力层面的对话：族权与政权两权并行,作为两种不同的力量共同影响香云纱的生产组织模式。一是“无形控制”的族权。近现代以来,香云纱的织造工艺的变迁、民乐墟市丝绸贸易的变化,是在以宗族为核心“无形控制”下的传统乡村生产,原社会体系维护者“宗族”与技术革新者相互角力,共同推进“香云纱”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发展。二是“合法控制”的政权。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香云纱生产的组织模式在政权动荡更迭的年代急剧变迁,其发展随之政策变化而跌宕起伏,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文革”等对香云纱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香云纱的生产从乡村转入城市,政府力量对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其二,性别角色层面的对话：男性与女性在近代香云纱生产的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在生产劳作中的经济地位与性别地位不同,尤其是女性的劳动被有意地遮蔽,体现在香云纱服饰中男性穿“纱”,女性穿“绸”,体现在对香云纱的诠释中女性话语权被剥夺,体现在生产劳动中女性地位低下,更体现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存在。本章节以“香云纱”为主线阐释近现代以来南番顺地区两性地位的差异及其变化过程,并结合中国近代最早的独身主义者“自梳女”现象与“香云纱”的关系展开对话。

其三,经济力量层面的对话。一是“自然而为”的生产者。作为“香云纱”原产地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近现代转型中,随着乡村生态的恶化,晒莨场地减少,晒莨原材料成本提升,乡村生产工人收入微薄,工艺传承后继无人,与 “香云纱”生产相关的丝织业、晒莨业逐步走向衰落；二是“顺势而为”的贸易商。香云纱在乡村生产困难重重、日趋没落,城市商家却凭借其经济、文化优势对“香云纱”进行传统的发明,使之从束之高阁的收藏品成为流行的消费品,实现“传统”成为“时尚”的华丽转身。

其四,消费文化领域的对话。一是“随波逐流”的消费者。随着商品经济中社会身份边界的日益模糊,社会各个阶层的消费者无论是下层百姓、中产阶级还是上层精英,皆通过日常物质的微观层面-服饰进行自我的身份塑造,从而推动了“香云纱”象征意义的变迁。二是“推波助澜”的文化媒介。随着“香云纱”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方陷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商业利润的争夺,文化媒介通过电影、新闻、文学、展会等展演模式,在“香云纱”之“传统的发明”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通过以上四个层面的“文化与权力”对话中展开论述,该书尝试还原香云纱建构、解构、重构的完整生命过程。

该书也尝试回应华南学派关于“中心-边陲”的研究,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族群在近现代的政治变革与生计变迁中,以物质“香云纱”生产与贸易为载体,其宗族族权与国家政权发生联结,其村落生计与世界贸易相互流通,其意识形态逐渐纳入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思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