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后记

文/彭永捷

中国人因其辉煌历史成就,以文明而自处,以中央帝国而自居。逮及近世,先后遭受双重野蛮：内有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实行野蛮统治,外有西方强盗实行野蛮殖民侵略,致使中国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国人将其中原委归诸祖宗、归诸文化,采取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将一切现实中的缺陷归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导致文化自卑至华夷易位,以蛮族而自视,对自身历史和自身文化丑化、妖魔化达到空前境界。经过一系列激进的政治-文化批判运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深刻断裂,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魂不附体”,整个民族在文化上无所依归,基本生活价值观无所承载,致使社会生活背仁弃义、道德沦丧,人心大坏,以至于难以收拾。

我们坚信,一个民族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辉煌,能取得举世无匹的历史成就,其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必有其高贵的品质和积极的价值；一个民族能从近两百年的黑暗与不幸中走向光明,从反抗各种野蛮、侵略、压迫中奋起,重新走向一条复兴、崛起之路,其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必赋予其国民以坚韧不挠的强大动力。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曾一再上演其衰落与复兴交替的发展史,具有应对各种复杂和悲惨局面的心理准备和丰富经验,故而,正像历史上一再表明的那样,儒家文化的重新复兴,正像我们这个国度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一样,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儒家文化虽然失去了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家族制度等历史体制与历史形式,但其精神仍然可以在当代寻求新的合理的形式,从而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笔者认为,儒教,和儒学、儒术一样,即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最有可能、也最有前途的方式之一。

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儒教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及时回顾和总结过去十年儒教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是儒家文化研究和儒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有感于此,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儒教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进展,主张把儒教视作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宗教现象和文化现象,纳入学术观察、跟踪和研究的范围,及时进行史料收集和学术总结。为此,笔者和方国根学兄共同商定,有规划地长期开展儒教研究工作,对本世纪初前十年的儒教状况,以编写《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的方式,予以系统总结,而对2011年以后的相关情况,将会以《儒教年鉴》的方式持续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这份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我指导的三位研究生同学董琳利、刘增光、崔晓姣参加了主要的编写工作,尤其是董琳利同学承担了很多编写和修改任务。董琳利、曹婉丰、崔晓姣、董学美、刘璞宁等同学,还分别采访了张立文、李申、康晓光、周北辰、柳河东等儒教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方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写出学者访谈,丰富了这部报告的内容。

2011年1月8日,我们举办“《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编纂座谈会”,邀请了一些在京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就我们的编写设想和报告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张立文、牟钟鉴、魏德东、向世陵、康晓光、方国根、李亚彬、唐文明、温海明、任文利、王瑞昌、王心竹、王达三等都对开展这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后来报告修改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为收集儒教材料和相关信息,我们也借儒学联合论坛和儒教复兴论坛,公开征集资料。

儒教研究工作和本书的编写,也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的支持。在张立文老师的支持下,孔子研究院还设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今后能够以此为平台系统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孔子研究院秘书长罗安宪教授,负责了本书的出版联络工作。孙玉权、罗祥相等同学,帮助提供了会议服务。

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条件,这份报告的编辑、出版,给出版部门也带来超出一般学术著作的困难。河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梁志林先生,为此书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本书的顺利出版和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在此,谨代表本书的编者,向上述支持此书编写和出版的个人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力求汇集当代学人在儒教问题上接续传统、弘扬文化的心血和成果,力求客观、准确反映过去十年儒教建设的总成就和总进展,但由于研究力量有限、编写时间仓促,对于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成就难免挂一漏万,对于研究对象的描述也难免不甚契合,错漏疏忽之处,欢迎儒教界、儒学界朋友批评指正,也敬请大家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