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男,汉族,原名奇峰,曾用名琪峰,别署双槐楼主、求异存同斋主。1920年1月生,山东省招远市人。1947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科。曾先后从师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王友石、汪慎生等名家。

擅山水、花鸟、书法、篆刻,兼通画史、画论,曾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绘画系与工艺系主任、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西泠印社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海河印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一些大型展览,并在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在北京、南京、天津、大原、济南等地举行个人画展或书画展。

作品有《白鹰》、《春在枝头》等。所著文章曾发表于《中国画》、《美术》、《中国画研究》、《艺术研究》等刊物,著有《中国画技法》（第一辑）、《孙其峰画集》、《孙其峰书画选集》、《花鸟画谱》、《孔雀画谱》、《花鸟画构图小稿》、《花鸟画技法》、《孙其峰教学手稿》等书；另著《画花鸟》已由台湾图书艺术公司印制发行。

元人赵孟頫有一首很著名的《自题秀石疏林图》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首诗形象具体地道出了书画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明人董其昌也说过：“古人如大令（王献之）,今人如米元章（芾）、赵子昂（孟頫）,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又说：“素师（怀素）书本画法,类僧巨然,巨然为北苑（董源）流亚,素师则张长史（旭）后一人也。”这也是对书画同源的极好论说。自唐人张彦远倡导“书画同源”之说以后,书画兼精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代不乏人,孙其峰先生就是一位书画都很擅长的艺术家,当我们观赏他的书与画时,便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交融和相辅相成。

幼嗜书艺,盖得自庭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能写一手好字而名闻乡里,故深受薰染。孙先生上小学后,临习颜、赵楷法,为老师郝果轩先生所称许,郝先生擅写何绍基体的行草书,曾给孙先生不小的影响,使他对书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孙先生仍潜心翰墨,已小有名气,曾为乡人书写楹联。

四十年代,孙先生为了谋生,去北京当了店员。做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不少商店的牌匾,出自名家所书,孙先生对此悉心浏览观摩。那时北京举办的一些书画展览会上,也常常出现孙先生的身影。书画名家荟萃的北京,成为孙先生学习艺术的大课堂,在这里他不仅汲取了很多营养,也开阔了视野。工作余暇,孙先生临池联辍,这是已初涉汉代隶书,开始临写《史晨碑》。

1944年孙先生考入了北平国立艺专国画科,这既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艺术生涯的新里程。在学校曾先后受教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秦仲文、王友石、汪慎生等先生,他们都是书画兼精的大家。孙先生更得益于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等先生,他们以书画篆刻而著称。这一时期,孙先生除了学习汉隶,又开始学习行草书,学的是二王（羲之、献之父子）和孙过庭的《书谱》。

孙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度也担任行政工作,尽管他的业务繁忙,但因教学的关系,仍未废临池,除汉隶、行草外、又旁及篆书、魏碑。孙先生的书法,取精用宏,锐意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风,在七十年代以后成为中国书坛上一位成就斐然的书法家,曾为画名所掩的书名,终于脱颖而出,为世人所瞩目。

艺术修养全面,绘画以花卉、翎毛、山水著称,书法于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各体所无不擅,其中以草书、隶书、造诣最高,师古而不泥古,能领略古法而行新奇。

行草书虽脱胎于二王和孙孙过庭,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前人,被古人所缚束。孙先生曾说过“或有作书者,融会众妙,有二王,有孙过庭,乃至欧、柳、颜、赵、苏、黄、米、蔡,但就是没有自己,在这里不能‘忘我’,要‘有我’”。孙先生很好的把握了书法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辨证关系,他的行草书是在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按着时代的需要及艺术本身的规律力图创造自己的风貌。所以孙先生的行草书既有二王的典雅纵逸,又有孙过庭的谨严流畅,既不失前人的法度,又洋溢着新的气息。尤其是他的草书雄劲豪放,跌宕奔突,决不以狂怪谲诡为能事。

隶书最有特色,遒练的用笔和苍劲洒脱的韵味,在当今众多写隶书的书法家中,独具一格,受到人们的好评。清代的隶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清人写隶书可谓是人才济济,卓然名家的不在少数。启功先生评论隶书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清代写隶书的像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不能不说是大家,是巨擘,在他们之后写隶书,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孙先生的隶书可贵之处就在于“脱俗”,从四十年代他就在汗隶上下力颇多,曾临写过《张迁》,《史晨》、《曹全》、《华山》等著名的汉代碑刻,已达到了“精工”的地步。八十年代以后,孙先生的隶书字形横展,波势飞动,已独具面貌,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又融入汉代简牍的笔法。简牍为汉代人的墨迹,历来也虽有发现,但从未被书家所注重,自本世纪初以来,屡有出土,而且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简牍上的书法风格多样,因系墨迹笔法清晰可辨,又有纯任自然,天真烂漫的情趣,不少书法家都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从中取法,以资借鉴。孙先生喜爱居延、武威、甘谷等地的西陲木简,曾对极有特点的简书笔画,进行过认真的摹写和解析,故对汉简书法有着深邃的理解,汉简的书写者多出自下层士吏、军伍和民间书手,汉简的可贵之处是使人们清楚认识到汉代隶书的真实血肉面目,不再面对碑刻剥蚀漫漶的点画而感到困惑。但也必须意识到简书中也有过于粗率之作,不善学简书者,过分夸张一些点画,形成习气,或强调奇趣而流于狂怪。孙先生认为“简书非书法家所为,良莠不齐,学时不可不分精芜,须挑肥捡瘦,去粗取精。”孙先生对汉简采取了既有借鉴,也有取舍,不徒袭其貌,而是得其神髓,进而把汉简和碑刻熔铸于一炉。所以孙先生的隶书古朴、洒脱,很有魅力。

在从事篆刻的同时,就开始了对篆书的研习。篆书在完成了它的文字功能的历史使命之后,仍以巨大的艺术声明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潜心学习和创造,自秦代至清代,历代写篆书者大都未出李斯、李阳冰的小篆风范,不少人未能逾越二李的门墙。明清的一些篆书家片面追求小篆的工整匀适,逐渐形成僵化,导致了篆书的衰微。孙先生论述篆书时曾说“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李阳冰,是从不规矩到规矩,到了清朝邓如石、赵之谦、何绍基和近代的金息候等,则又从规矩到‘不规矩’,看来‘物极必反’是有一定道理的。”孙先生写篆书摒弃了中规入矩的路子,而是追求篆书的写意特征。他取法金文、甲骨文、秦诏版权量文、古陶文、汉代碑额、瓦当文等古代篆书,也从邓石如等清代篆书大家得到不少的启迪。所以孙先生的篆书古朴雄浑,笔酣墨活,一扫过去有些书家写篆书那种字形板滞无灵和缺乏韵味的写法。

篆刻受教于寿石工、金禹民二位先生,又寝馈于战国古鉥和秦汉印章,也取鉴皖派。喜欢用汉简、《爨宝子碑》和魏碑字体入印古趣盎然。他所刻的肖形印,造型生动,绘画的学养渗透其中,也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