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名为“东风与西风”,并不是觉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别好,而主要是因为多数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我们都是学中国历史出身,后来又多少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仅西方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说仅及皮毛（包括《读书》在内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发的有些论及西学的文章,便时有“背塔说相轮”的情形）。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况,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

本世纪初胡适在欲为中国“再造文明”的同时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了“天下一家”的传统思想影响（或者也因为他所学的专业是意在高远的哲学）,总希望有一个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数千年的人类历史经验提示,这样的理想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恐怕仍只能是个名副其实的理想（亨廷顿将此说破,最为与胡适心态相近的中国人所不乐闻）。谁都希望下个世纪的世界是个冲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向也许不是人们常说的求同存异（人类诚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类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个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庄子主张的“以不齐为齐”更适合于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处,也更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