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杯与剑》这本书里,艾斯勒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嗜血尚武的游牧民族克甘人多次大规模的入侵彻底破坏了欧洲母系社会田园诗般的生活,整个社会系统跌入混沌状态。在黑暗当中产生出的新秩序是克甘人带来的父系社会制度。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等级统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关系,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文化转型。这以后,作为社会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的两种吸引子,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同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仍有此消彼长的斗争,但终究不可能取代后者。目前,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正在临近它的终结,所谓世界性难题,如军备竞赛,战争威胁,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都同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模式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这种模式崇尚剑的力量,依靠暴力和战争机器来维持,把女人当作生育机器,并对大自然进行贪婪的掠夺和不加节制的破坏。所以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消亡。当世界系统进入再也无法逆转回来的突变分叉点之后,它将面临多条进化轨线的选择。其最佳选择不是建立全球的极权等级统治,而是向史前女性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复归；但决不是重建母系社会或女性压迫男性的那种新女权,而是建立新型的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应地都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这就是全人类一次新的文化转型。

那么,什么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呢？我曾向艾斯勒本人专门请教,她寄来了解释这个概念的一段英文,翻译成中文是这样：

“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并相互尊重。它包含参与、联系,并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和平而和谐地工作。伙伴关系方式是通过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原则,它不同于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制性的等级服从体制。伙伴关系要求公平合理,意见一致,互利互惠,民主地参与决策；必须积极地倾听,富有同情心地分担,相互支持,以促进共同兴旺发达。它包容并追求把人们结为一体。在伙伴关系的环境里人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有真诚的关怀和安全感。真正的伙伴关系导致人人有权利并有条件实现自我”。

由此可知“伙伴关系”要求人们“合作”(Cooperation),但比合作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我组织翻译出版的中文版《圣杯与剑》,有许多地方将“伙伴关系”都译成“合作关系”了,看来有纠正的必要。

我深信,如此解释的“伙伴关系”概念,不仅适合作为处理人类两性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成为处理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单位关系,以至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艾斯勒教授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并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正如她在“中文版前言”里所说,希望中国的考古学者、民俗学者、宗教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妇女史学者能参照本书提供的西方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她所作的分析,能对中国考古学上有关的发现,以及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演变,做出自己的新的研究。

理安·艾斯勒一九三四年出生在维也纳,六岁时经历了纳粹德国占领的浩劫,全家侥幸逃离欧洲,乘船来到古巴。十四岁移居美国。战火,屠杀,三个国度,三种文化使她从小关心人类的命运,深思这样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那么残忍？那么野蛮？为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和男人对女人的欺压？女人是天生就低于男人,注定永远处在屈从地位吗？

她创作《圣杯与剑》花费了十五年,阅读了研究人类两性关系的上千种著作,在人类文化学的高度上对两性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了整体性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此书封皮上印着普林斯顿大学著名人类文化学家A蒙塔古的评语：“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英文版在头两年就重印了十五次。在美国许多报刊上发表的书评称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罗马俱乐部的多份报告里指出的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引导人类“从进化意识中产生出有意识的进化”(索尔克语),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日益迫近的全球系统的突变分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