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M年（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次年举行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宇,廖平以“用犬”之义解释《论语》“狂涓”之文,以优等食凛蜞,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来学那一套,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人尊经书院后,师人张之洞。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学,廖平受其影响,感到来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沽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考据。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松羊》学治经,不斤斤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廖平经常向王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著《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括张之相、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为维护经学,反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松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911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他一生坎坷,屡遭诬低、夹击,甚至革职查办,先后历经八次打击,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潜心著述,从不停笔。他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呜,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于扰、抗于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