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着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

　　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511年）着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中。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能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

　　庆元四年（1198）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发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的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