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繁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迂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件礼物。

　　在作品中,既可读出了司马迁的巨大天才和伟岸人格,更读出了作者的寄托。尽管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挑剔之处,如写得太实、太满、太露,笔无藏锋,抒情、议论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却是充满激情的,有着脉息的搏动和生命的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