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欣:硝烟渐散 疫后之声 新冠疫情下,精神科临床的角色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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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爆发后,我们曾对部分医护感染者进行了长期随访,发现即使经过5年的康复,仍有87%的被试者存在抑郁症状,约1/5有严重的抑郁情绪,近50%报告出现躯体疼痛,还有人出现记忆、认知相关问题。”



——于欣,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本应团聚欢庆的新春佳节笼上阴霾,在局势紧张的防疫前期,无论是一线工作者、患者,还是其他普通人群都暴露于心理创伤的风险中。



在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我们特约采访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于欣教授,希望他能够分享重大突发卫生事件后期对一线医护和幸存者的随访和临床干预经验,并为我们分析此次疫情之后,精神科临床的角色与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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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采访实录——



隐藏的伤痛

警惕疫情造成的广泛心理暴露与创伤



医脉通:在这次疫情中,一线医护工作者面临更高强度的工作和更大的精神压力,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对医护人员产生哪些后续影响?



于欣教授:我认为医护人员需要分为不同的情况来考虑。在这次疫情中,全国有上万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在各地也有很多医护人员在隔离病房工作,还有三千多位医护人员是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回顾之前SARS时期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格外关注此次新冠疫情医护感染者的心理状况。2003年后,我们曾经对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做了长期的随访,发现在罹患SARS半年内,很大比例的医护人员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中重度抑郁超过了1/3;后来我们随访结果发现,即使经过了五年时间的康复,仍然有87%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近50%报告出现躯体疼痛,还有人报告记忆错误等认知问题1。因此,我认为应该更重视这次新冠疫情中的医护感染者后期可能出现的情绪、认知症状,并制定长期的随访计划。



医脉通:此次疫情对整体公众的心理状态又有什么影响?您认为在这次突发卫生事件之后,公众精神障碍发病率会上升吗?



于欣教授:鉴于这次疫情影响的波及面非常广,可以说全体人民都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心理暴露,每个人面临着如何尽快回归到生活轨道、重建既往生活秩序的挑战,疫情的影响只有在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的规律性后,才会逐渐消失。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人的心理韧性还是相当强的。在汶川地震之后,中外专家都很担心创伤后应激障碍引起自杀潮的发生,但事实上我们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开始重建家园,用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替代自己的哀伤、抱怨。因此,我也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战胜这次疫情,能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当然对于直接受到疫情严重影响,比如身边有感染者,有亲友亡故,或者职业发展等各方面计划被打乱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会受到影响的,仍需要警惕创伤相关精神障碍,特别是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发生。





吹响的号角

关注疫情之下精神科医生和患者的需求



医脉通: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精神科临床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应对有何不同?



于欣教授:与2003年相比,我们精神心理临床面对这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应该说是全方位、有组织、有条理的,我觉得做得还是比较漂亮的。在SARS时期,国内还对心理救援缺乏足够的认识,直到中后期才发现在SARS病房中,特别是危重患者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有些人会出现焦虑大发作、对抗治疗,甚至是攻击医护人员的情况,那时我们才派了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去支援。



但这次在疫情爆发之初,国家卫健委就从北京派了两位精神科医生到前线去指导当地的心理救援,随后全国将近有450位精神科医护进驻前线。很快,在卫健委牵头下,我们也开发了大量针对公众、隔离者、感染者、病故人员家属等不同人群的心理疏导、心理救援的全套方案。我认为这一次精神科无论从组织上,从技术准备上,还是从人员队伍的配置上来说,跟十几年前相比都是截然不同的。



医脉通:在这次疫情爆发后,一般精神障碍患者的诊疗受到哪些影响?临床中有哪些应对措施?



于欣教授:精神障碍患者属于弱势群体,在面对疫情爆发时,心理暴露对原有精神疾病的干扰,患者就诊的及时性、药品供应等各方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其实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把精神卫生防治的端口前移,希望把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措施下沉到社区。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们看到这些工作还是有成效的:虽然受到防疫措施的限制,很多患者无法到专科医院来就诊,但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相应的诊疗和药物。



当然,还是有些患者由于断药造成病情复发,有些患者出现症状波动,或者发生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情绪问题。我们医院自己调查了门诊中100多位强迫症的患者,发现有一半左右以反复清洁、怕脏为主要症状的强迫症患者出现了症状加重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在疫情平稳之后,我们国家和专科机构仍应该继续做更多的准备,继续坚持我们的下沉社区的政策。另外,包括建立更规范的网上诊疗体系、开通线上药品邮寄通道等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也可以延续到疫情之后精神患者的日常管理中,为无法前往专科医院的患者提供及时诊疗。



医脉通:这次疫情爆发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管理带来什么启示?



于欣教授:我觉得这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精神科自己的管理流程上其实还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知道这次在湖北,有几家精神病院发生了聚集性的感染,就是因为精神科的住院环境相对比较封闭,一旦有一个人被感染上,就可能会出现群体爆发的事件。所以这也给我们提示,我们精神专科诊疗机构,在物理环境的设置、预约分时段诊疗流程的调整中都应该考虑到对流行病、特别是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让我们的住院机构在抵御突发的、急性的传染病事件当中有更完善的能力、更多的物资条件准备。





未竟的战役

照顾弱势群体,打好疫后守卫战



医脉通:尽管此次新冠肺炎大部分治疗费用由国家医保承担,但疫情对国民经济、民生仍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您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医疗保障局推动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整体国民医疗保障有何助益?



于欣教授:在各个国家,医疗保障的钱其实都是不够的,关键原则就是公平地照顾到社会相对弱势的群体,保证低水平、广覆盖。对于疫情之后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医保资金收入减少,我想相关部门一定会仔细地衡量好“钱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那么包括招标采购、压低药品的价格,都是衡量医保资金、节约开支的政策,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当然我也希望医保在顾及一些重大的躯体疾病的时候,也能够关注到精神障碍患者群体,对精神疾病做出一些倾斜。



医脉通:随着带量采购政策的推进,您如何看待临床中部分仿制药对原研药的补充和替代?



于欣教授:我觉得仿制药代替原研药的前提就是要保持质量,所以这次从国家医疗保障、药监局、卫健委等各个部门都联合起来,先保证仿制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带量采购和集中招标。从我个人这一年多的用药经验来看,已经进入到带量采购、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的这些仿制药,它们的质量与原研药几乎没有区别,患者的接受度也比较高。让患者能够用到既便宜又好的药物,以比较低的代价更普遍地接受到治疗,这也是医生的愿望。



医脉通:最后,您能否谈谈精神科临床在抗疫战后的位置和角色?



于欣教授:总结说来,我认为首先精神科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受到疫情影响的大众,提供更广泛的心理支持和干预,而不只仅仅面向“上门”求助的患者。



其次,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我们精神科之后的治疗手段也应该更加丰富,除了处方药物之外,还可以包括心理辅导、面向大众的心理科普讲座等,帮助人疏导自己的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最后,也希望精神科能够和综合医院建立更密切、更深入的联系,提升专科医护人员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增强对躯体疾病识别的能力,不断更新,如此依赖,在今后再遇到重大卫生事件爆发时,我们也能做出更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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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石川, 于欣, 洪楠, 陈楚桥, 陈玉芳, 何毅. 医务人员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幸存者康复期情绪、记忆和日常生活功能[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09):66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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