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清初地理著作。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撰。祖禹字景范,号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编纂该书,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首为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记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地理大势；次为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一百十四卷,分叙其名山、大川、重险,所属府、州、县及境内部分都司卫所的疆域、沿革、古迹、山川、关津、镇堡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历史事件,考订其变迁,剖析其战守利害；再为川渎异同六卷,专叙禹贡山川的经流源委及漕河、海道；末为分野一卷。另附《舆图要览》四卷,内容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图。全书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书达百余种,集明代以前历史 地理学之大成,在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该书成稿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但内容以明代末年以前的疆域政区及史事为断限,定稿本刊行前后又有局部修改,故今存稿本、抄本与刊本略有参差。清初刊本亦有改窜。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刊本多种,最早的嘉庆十六年(1811)龙万育敷文阁本为目前通行版本。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