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