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