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求信集》由阎长贵、王广宇著。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厉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