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内容简介：我们必须阅读,才能更好地进行校书。但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力究竟是有限的、渺小的。长于此或短于彼,不可能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书籍,内容是丰富的、繁杂的。如果说一个人竭尽精力,便可校理天下群书,那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我国历史上几次范围较广的校书工作,都是在大规模组织人力、各用所长、分工合作、集体劳动的条件之下,取得成功的。当汉成帝河平年间,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校书的时候,便是采取各委专才的原则进行的。其中只有刘向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学者,所以能总校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书籍。其中还有他的儿子刘歆,和杜参、班游等协助他,可知那三大类书籍,也不是刘向一人独力校订的。至于兵书、术数、方技等类书籍,则分配给精通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去校订,发挥他们的特长。这在人事安排上,体现了重视集体力量的精神。其次,当北宋全盛的时期,开崇文院校理群书。程俱《麟台故事》说：“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日崇文院。”当时名流学者,都被罗致参加了工作。像沈括、苏颂这般人,学问博洽,举凡天文、地理、音律、算法、医方、本草,都有比较精湛的研究。每校一书,都有《叙录》。仿佛和刘向校书时,有些相同。《麟台故事》卷三有云：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检等并为校正医书官。这又说明了当时也是委任专门人才去校订专门书籍的。不过宋代统治者,还是拘于常格,除对四部之书作一番校订外,便没有注意到方外之书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