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