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译注》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译注》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纳谏这条渠道避免大的错误发生。虽然,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间也曾对纳谏有过不同的表现,但他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言行。他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是他在谏臣魏徵死后所总结的,足见他对谏诤的重视了。吴兢在摘录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时,也摘录了魏徵、王硅、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马周、戴胄、孔颖达、刘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与君主讨论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谏臣魏徵,最突出的内容是谏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