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 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罗申、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发现颇多,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书、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400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建立,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之外,它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这些历史的“珍珠”。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使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所进行的科学考察,无疑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80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请乔伊斯(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索罗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英博物馆副馆长)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资料,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W L 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F W 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学者的良好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唐以来至今2000年间,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与祖国共兴衰,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协调,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都将是我们当今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但作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页。。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 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 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 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 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 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 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 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 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 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 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 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 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 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 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 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 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 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 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 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 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 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 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